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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殷代史官和周代史官,再看商周文化的承继,我们会对孔子的历史地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说我们会对孔子为何伟大有一个答案。

比如,“三年之丧”从孔子以来就一直被儒家尊奉为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影响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文献中有关“三年之丧”的第一次明确记载见于《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蒐,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

但“三年之丧”究竟是殷制,还是周制,史家聚讼纷纭。
徐中舒的观点

徐中舒在《先秦史论稿》一书中说:“所谓‘三年之丧’,这也同殷人的周祭活动有关。可能也是王室贵族的制度,后来逐渐影响到民间,是东方的习俗。《左传·襄公十七年》记:‘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菅履,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

晏桓子即晏弱,是晏婴的父亲。晏婴居丧的这一套制度,同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士丧礼》等所记述的完全一致。这是孔子出生之前的事,可见当为传统旧制而不是孔子的杜撰。铜器叔夷钟大约即是晏弱之器,其铭文称:‘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虩虩成唐。’,‘丕显穆公之孙’。成唐即成汤,穆公为宋穆公,说明晏氏亦为殷人之后,在齐国作官,所以保存了重视父母丧礼的传统。”
方述鑫的观点

关于“三年之丧”是殷制还是周制,方述鑫在《“三年之丧”起源新论》一文中认为,“《尚书·无逸》:‘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谅阴’是指诚信地进行衣祀,阴即衣祀。‘三年’是指殷代的一个衣祀年(36-37旬),三是虚数。

殷人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一直在举行衣(殷)祀,即系统的周祭。春秋时期。叔向、孔子等人结合殷代的周祭,将当时通行的‘既葬除丧’的社会习俗加以规范理想化的改造,就演变成了后世儒家尊奉的‘三年之丧’这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
王东的观点

在《史官文化的演进》一文中,王东认为,“在申叔时之后,对周代史官文化进行道德化解释并予以彻底改造的是孔子。据《论语·雍也》记载,孔子曾对当时的史官文化发表过这样的议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于这句话中的“史”字,历代的注释者均把笺译为历史记载。其实,这里的史字,如果把它诠释为史官,则更为妥帖。因为史官是宗庙祭祀和丧葬仪式的主持者,他们为祭祀和丧葬仪式而准备的文字,自然多媚神、媚鬼之词,总难免华而不实,故而是文胜于‘质’。

正因为孔子对史官文化持有这种态度,故而他后来在删订鲁国的《春秋》时,曾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原则:‘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里,‘空言’与‘行事’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前者指抽象的理论原则,后者则是指具体的历史事实。由此看来,孔子在删订《春秋》的过程中,删除的主要是鲁太史记录(即鲁《春秋》)中的那些‘文胜质’的成分,而保存的则是‘鲁史记’中的有关具体‘行事’。”
商和西周初的史,我觉得应该就是吏字。没必要过度发挥。
O3a3c* (M134+, M117-)
商和西周初的史,我觉得应该就是吏字。没必要过度发挥。
hercules 发表于 2017-9-19 14:39
史可以说是吏,而殷周史官也确实是史官。楼下还有请教兰版和您二位的!是关于伊尹的,请稍后!

黎虎《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史字在甲骨文中,除作为‘使’用外,还用为‘事’,用为‘吏’。窃以为前者为‘史’字之本义,其余均属假借引申之义。
一切差遣均可谓之‘史’,被派遣领兵作战谓之‘史’,被差遣贞卜、记事之人亦为‘史’。故‘史’可以是各种官职,如商代之各种内外史官,周代之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等,均为受王之指使差遣而承担一定之职务。”
说起叔夷钟,学者给予极大的关注。叔夷钟器主为齐国的叔夷,此人虽仕于齐灵公朝,但祖上是宋国人。徐中舒认为作为宋穆公之后的叔夷就是晏弱,即晏子的父亲。

而另有学者通过对叔夷钟铭文的研究认为,先秦古人基于追念先祖及氏姓从出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是非常强固的。此种历史记忆的强固性表现为史料记载的传承和延续性,这足以打通史料年代与史事本身年代之间的时序鸿沟。也就是说,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性,给古史研究领域如何突破以晚期文献证早期史事的方法论瓶颈提供了思路。
宁镇疆的观点

在《由历史记忆的传承再说涉禹三器所述大禹史事的可靠性》一文中,宁镇疆认为,“叔夷钟铭文表明叔夷对夏和禹事的称述,正出自他对祖先的追溯:‘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从这段铭文来看,真正喊出‘处禹之堵’的,其实并非地道的齐人,而是作为殷人之后的宋人。同时,对他称述祖先的这段史实,齐人也当是认可的。(齐灵公说‘余经乃先祖’,意即我效法你的先祖)

这则铭文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叔夷此人虽然客居于齐,为齐灵公臣,但对于祖先及其功业却如说家珍,有着清晰的记忆,而且像‘伐夏’‘伊小臣(伊尹)唯辅’这样的史实结构,也与我们熟知的夏、商之际史实吻合。”
宁镇疆的观点

宁镇疆在《由历史记忆的传承再说涉禹三器所述大禹史事的可靠性》中说:“叔夷钟铭文中的历史信息就等于叔夷本人的‘家史’,叔夷本人当有其‘先旧’之典,这正是其历史记忆的来源和载体。

这段铭文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一方面说明叔夷对祖先功业及其出身的自豪,另一方面透露出的信息是:商曾经的版图是‘咸有九州’,而这样的版图是‘处禹之堵’,明确把‘九州’与‘禹’相连,这可以说是‘禹画九州’的另一种表述。

如果我们认为宋穆公后人叔夷追溯祖先商汤的功业是严肃的,那其中让叔夷引以为傲的祖先功业‘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也就不可能是虚设之词。”
叔夷钟铭文中的伊小臣就是伊尹,再因甲骨文的发现和证明,使伊尹渐退其神话色彩,成为真实的历史人物。

属于一、三、四期的甲骨卜辞,表明伊尹终殷商一世一直受到殷人丰盛的祭祀,祭法有岁、至、侑、御等多种,祭牲有牛、羊或羌人,用牲数少用一,多者达到五十,其地位之尊崇可以想见。而卜辞也显示,伊尹可以配祭殷人先公先王。伊尹在殷人祀谱中配祭先公先王有时为五位(五示),有时为九位(伊又九),有时为二十三位(伊廿示又三)。特别是在祭祀上甲和大乙(成汤)时,以伊尹为宾(配祭),事非寻常。如《合集》26955:“贞其卯羌伊宾。/王其用羌于大乙,卯惟牛,王受之。”
——这应该就是甲骨文中夏朝的史影!
李学勤的观点

关于殷商甲骨文中有夏朝的史影,李学勤在《三代文明研究》一书中说:“殷墟甲骨乃是商王室遗物,占卜的是当时大事,自然很难涉及被商朝取代的夏朝人物。实际上夏朝的史影,在甲骨文中还是存在的。

例如在甲骨文祭祀卜辞里,祖先总是或以上甲为首,或以大乙(汤)为首,同时伊尹的地位也极为重要,这显然是因为大乙是代夏的第一位先王。如果没有夏朝和伐桀之事,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至于上甲以及上甲的父亲王亥,为汤的六世、七世祖先,实际就是生活在夏朝的人物。

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反映商朝后期,即迁殷以后的历史文化面貌,而且多数卜辞是以商王为主体的。近年研究指出,殷墟甲骨里也有若干不是以商王为主体的所谓非王卜辞,以1991年花园庄东地H3所出内容最为丰富,拓宽了对当时历史状况探索的眼界。”
比较研究了文献和殷商甲骨文中的伊尹后,松丸道雄推测,偃师小城是伊尹受成汤之命,在曾有二里头夏城的地方为了监视夏族而修建,后来伊尹一族作为他们的居城来管辖的。伊水流域被称为“伊”,“伊尹”也许是这一带的管辖者的名称。

松丸道雄同时认为,成汤死后,伊尹的权力日益增大。偃师大城很有可能是在这种背景下扩建的。假设幽禁太甲的桐宫也是伊城内的宫殿之一,有很多现象也就可以得到适当的说明。伊城应该由伊尹的子孙世袭。《史记·殷本纪》云:第九代殷王“大戊立伊陟为相”,集解注云:“伊陟,伊尹之子。”

而对伊尹墓,松丸道雄认为,偃师商城附近的地下有可能存在以“天子之礼”埋葬的王级大墓——伊尹墓。
松丸道雄的观点

在《关于二里头遗址及偃师商城与伊尹的关系》一文中,松丸道雄认为,“成汤死后,伊尹在殷王室中的权力日益增大。据《史记》记载,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为王,又将这位帝太甲放逐于桐宫三年。由此可知,他的权力超过殷王。据文献记载,他死后甚至以天子之礼被埋葬。

在甲骨文中,伊尹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他在卜辞中极为频繁出现,以与诸王相同的级别受祭祀。殷王室的祭祀以对先王先妣进行的、以同祖同亲为原则的祖先祭祀为核心,非血缘关系者伊尹以与先王同等的待遇受祭祀显然是反常的事,这与文献记载所见伊尹在殷王室中的地位十分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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