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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推测这些殷遗民和怀姓九宗一样都不是商人最为核心的,他们可能是商的方国派遣过来的供商人调遣使用的。周人在处理这些遗民的时候是考虑到殷遗民原来母国的大致方向的。就像怀姓九宗离原来母国位置不远,因 ...
无善 发表于 2017-10-22 09:56
对,商人中最为核心的应是《多士》中的殷多士。关于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有这种可能,王恩田就认为鲁分殷民六族就是原居于鲁国的。
我有一个猜测,像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怀姓九宗的应该不是商人的核心人群,可能只是臣服于商的方国派遣的国民到朝歌供商朝廷调遣使用的。而且周初在分给周的诸侯国的时候可能也是按照来源地分配的,条氏 是 攸吧,原 ...
无善 发表于 2017-10-21 23:56
《小盂鼎》记录了周人讨伐鬼方获胜后的献俘礼,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在西周金文所记战争中均为仅见,此役之后鬼方即不见于西周金文,可见已被周人彻底征服。
王立新在《试论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2004年科学出版社《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中认为,晋国发现的蛋形瓮、柱足分档鬲、小口广肩罐等陶器应源于李家崖文化的鬼方人。
韩金秋《夏商西周时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2009年《吉林大学》)中认为,西周文化中的多銎器,如管銎戈B和管銎斧等,另外还有半环首刀,均应源自李家崖文化。
继续说宗法制和分封制

姚苏杰的观点

姚苏杰在《微子在殷身份考论》(2009年第s2期《清华大学学报》)一文中说,“从殷代子姓宗族的分封看,‘子姓宗族,——在地域上比较集中地分布于地理位置相联接的今豫北、豫西、豫西北与晋东南、晋南地区,即黄河中游与沁水流域,这一区域正是商王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命脉之所在(朱凤翰《商代晚期社会中的商人宗族》)。’

李雪山《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利用甲骨卜辞对四十九个诸侯分布区域进行了考察,也认为:‘商代封国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中北部和山西省的中南部——商王分封的诸侯往往紧邻敌对方国,在陕西、山西省交界的黄河两岸这一特征最为明显。’这与甲骨文中殷西部的‘微’是吻合的。”
在楼主的这个帖子里,我从回复开始至本楼层,就是围绕着孔子所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个主题展开的,并提供各位学者的观点。现在这个主题算是说完了。从楼下开始,将围绕着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而展开,最终的结论就是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争取加快速度)

如果要说“殷因于夏礼”,当然要说夏。楼下就从井中伟和王立新合著的《夏商周考古学》(2016年科学出版社)说起,介绍一些关于夏朝考古方面的基本知识和逻辑。正如hercules指出的那样,本论坛上的一些坛友——历史和考古有大段大段的空白,偏偏却最爱跳高。依我看,这些人毫无自省能力!比如拿个二里头的花边罐就说是齐家文化的强烈扩张,但是这样的人却根本不知道在二里头的基本陶器组合中——花边罐就不在其列。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1),若想从考古学上判定一种文化遗存属于夏文化,就必须考虑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年代、夏国的地域范围和夏人应当具备的文化特征这三个方面与这种遗存是否吻合。其中年代和地域因素尤为重要。

在地域上,文献记载说得比较清楚,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确与夏人的兴亡有密切关系。古本《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关于斟鄩的地望。《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曰:“斟鄩在河南。 ”此外,《逸周书·度邑》云:“自雒(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又“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由此可知,太康、羿、桀诸王之都斟鄩应在伊洛平原。此外,《左传》记禹之父曰“崇伯鲧”,表明夏人的先世为嵩山地区的首领。所以,探索夏文化必须着眼于这一区域。

从相对年代上判定夏文化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只有确定早商文化,才能往前推定夏文化;其二,只有确定成汤毫都之所在,才能确定早商文化。这是一个必须遵循的逻辑。正因如此,近三十年来夏商考古中才有所谓的西毫说与郑毫说之争。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2),二里头基本陶器组合:二里头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原生类型,追溯这一文化的渊源应从二里头类型成分构成的分析入手。

根据二里头文化已有的分期成果,夹砂深腹罐、圆腹罐(包括有颈圆腹罐和侈口圆腹罐)、鼎(包括侈口罐形鼎、敛口罐形鼎和盆形鼎)、觚、爵、鬹式盉、豆(包括高柄浅腹和深腹豆、矮柄碗形豆)、敞口大平底盆、敞口弧腹盆(甑)、三足盘、敞口弧腹刻槽盆、不带双耳的小口广肩罐(瓮)、大口尊、捏口罐、蘑菇状纽器盖等器类不仅出现频率高、分布广,而且有较为清晰的演变规律可循,因此可视为二里头文化的基本陶器组合,代表着二里头文化陶器群的主体面貌。

鬹式盉在龙山时期虽已产生,然并不多见,尚未成为代表性器类,但至二里头文化,这类器物却大放异彩,成为该文化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类。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能否随葬盉,已成为区分墓主人身份地位高低的一个显著标志。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3),二里头外来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吸纳了一些周边其他同期诸考古学文化的因素。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往往数量很少,且只在部分期段尤其是二里头文化的中晚期出现。按照来源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四组。

一组:主要包括夹砂灰陶薄胎卷沿垂腹分裆细绳纹鬲、薄胎橄榄状深腹小平底细绳纹罐、泥质灰(褐)陶侈口束颈深鼓腹盆、蛋形瓮等(图2-14,上),此组陶器来自于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

二组:主要包括夹粗砂红褐侈口鼓腹弧裆素面鬲、深腹或圆腹篦状刮痕罐、素面甗、深斜腹凸棱盆等(图2-14,下),此组陶器来自于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

三组:主要包括花边口圆腹罐、单耳罐、双耳罐等,此组陶器来自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四组:包括几何印纹硬陶鸭形壶、釉陶尊等,此组陶器来自于东南沿海的马桥文化、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
井中伟和王立新的观点

(4),周边地区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融合进来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它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已较龙山晚期中原地区诸文化要复杂得多。其中,嵩山南北的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应是孕育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源泉。

大体上说,二里头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为主,而周边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居次:就时间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在二、三期时对周边地区有较大影响,对于江淮、江汉、成都平原、晋中盆地、甘青地区以及北方草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是以文化输出为主;而与马桥文化之间,吸收和输出似乎是平行的和对等的。体现在器物上,主要是陶质酒礼器(如爵、鬹、盉、觚等)和玉质礼器(如圭、璋等)。这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输出,主要是向对方传播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礼制及其载体(礼器)。

而二里头文化主动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为玉器、绿松石、白陶、原始瓷等高级物品,即使有一些外来日用陶器因素,也被消融化解,充分体现出其核心文化的强势地位。

二里头文化接受接受周边地区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等文化的影响,则主要是在第四期尤其偏晚阶段,且很可能与商族和东夷联盟西进灭夏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及人群迁徙有关,面对外来文化的侵入,处在衰落期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无力改造它,只能被动地接受。与此相表里,二里头文化早期将其具有礼制性质的器物远播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但四期以后其影响力已很难看到了(朱君孝、李清临《二里头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
看到兰版开了一个夏与二里头的帖子,鉴于楼下所要提供的中外学者的观点都是关于夏和二里头的,所以把将要介绍的相关学者的观点移到兰版的那个帖子里,对此贴的回复至此结束。
复旦李辉:中国近半男子祖宗属三人 帮孔子、曹操找到重子重孙
https://www.toutiao.com/i6329742 ... droid_share&amp

“第五个男人的后代,在中国现代男人中占比6%,他约生活在商朝。”

“通过同样的方法,李辉还找到了孔子的直接后裔,这些人主要集中在曲阜、衢州和兰考这三个地方。李辉说,孔家有三次分家——唐代的时候,有一波人逃难到兰考,所以在那边建有孔家分支的宗庙;北宋覆灭南迁的时候,又有一波人逃到了浙江衢州,这是孔家的南支;到了元代,一部分孔家人被迫回到曲阜,这就是孔家的北支。这三支孔家后代的Y染色体主体基本一致,来自前文所说生活在商朝的第五个男人始祖,孔子应该是商朝的贵族后代,这种说法目前看来是合理的,这也与孔子是殷商后裔的身份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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