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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系到语海——夷夏先后说之语言人类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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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1 22: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9-4-12 11:08 编辑

作者: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一、汉藏语系假说

      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和争论汉藏语系假说仍然不够清楚,只有一点比较肯定即汉语与藏语之间有密切关系。[1]西门选出了300多对汉藏语同源词作音韵比较,1929年发表了《汉藏语同源词初探》;[2]而劳费尔早在1916年就在藏语中找出了106个汉语借词,[3]并对汉藏文化联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4]1937年李方桂将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汉台语包括汉语、台语和苗瑶三族,正式从语言证据的角度提出了汉藏语系假说。[5]1942年白保罗基本上完成了《汉藏语言概论》但到1972才出版,他将侗台、苗瑶排除在外,汉藏语系只包括汉语、克伦语和藏缅诸语言,从声韵、形态和句法方面肯定了汉语与藏语的亲缘关系。[6]根据斯瓦德希百词表对汉藏语进行词汇分析之后,他肯定地指出59对同源词无重大词义变化,12对同源词有重大词义变化,29对没有明显的同源关系。他还发现了上古汉语一种使用广泛的前缀模式,构拟了更多原始汉藏语词汇,进一步明确了汉藏语发生学关系。[7]

      包拟古亦对建立汉藏语系的证据进行了系统讨论,从语音和词义上论证了486个汉藏同源词。[8]柯蔚南在白保罗学说基础上构拟了不包含侗台、苗瑶语的汉藏语原始形式,出版了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9]俞敏坚信汉藏两族人和语言均有同源关系,[10]找出六百余对同源词,[11]并探讨了羌、姜、藏的关系。[12]全广镇找到了654对汉藏语同源词,发现了有关原始汉藏语以及汉语上古音方面的新知识。[13]吴安其将语言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系统研究了汉藏同源词,对汉藏语系人群迁徙和分化的时间和地域进行了推测。[14]有人运用词族比较法以住所词为例论证了汉藏语言的同源关系。[15]张琨关于“针”和“铁”等字的研究表明汉藏共同文化包括金属文化。[16]但是“铁”、“针”未必是汉藏同源词,很可能是共同借词。

      羌人与汉藏关系异常密切,羌语与羌语支诸语在汉藏语系中的地位亦难以确定。一般认为羌语支包括羌语、西夏语、嘉戎语、普米语等十几种语言,语言面貌古老,语法特点别具一格,有与书面藏语相似的复辅音声母和韵母,[17]属于藏缅语族的一支。[18]寻找和确认汉藏语言同源词或借词的努力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汉藏语言之间不仅有同源关系而且有密切的接触关系。同源词和借词是探索汉藏文化共同性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白一平借助计算机针对汉藏语言统计分析表明汉藏语言亲缘性不是偶然的。[19]

      汉藏语系理论大厦似乎已经建立,但并非没有遇到挑战。1990年沙加尔在第二十三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大会上提出“汉语南岛语同源论”。 [20]他指出汉语和藏缅语相当多的共有词汇不是同源的,而是通过接触产生的,有些语言对应表现了底层借词特征;至于汉语和藏缅诸语中确实存在的共有形态,在其他东亚语言中亦存在。[21]

      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发现汉语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的联系,[22]并由此推断印欧人进入中国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23]有人从汉语、印欧语中也找出了数百个相似的词汇,试图证明汉语与印欧语之间不仅有接触关系而且有亲缘关系。

      同源词大多是一些与人本身和自然有关的词汇,表示亲缘关系;借词大多与文化有关,表示接触关系。汉藏语系诸语言内部差别很大:有数以百计的同源词或借词,却没有共同的数词和人称代词;绝大多数语言是粘着语,最大的汉语却是孤立语。两方面的挑战表明汉语底层与表层明显不同,是典型的混合语。蒲立本和沙加尔均表现出了独特的洞察力,分别阐明了汉语不同层次的来源或亲缘关系。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亲属关系即使真实,汉藏语系假说也只是探明极其复杂的汉语史曲径之一。1994年王士元将汉藏语系假说坚定的支持者和有力的挑战者聚在一起,使我们对汉语以及东亚语言的形成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几位顶尖高手都相信语系概念,但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24]汉语、日语、韩语等东亚语言的形成与演化乃处于蒙胧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汉藏语言学的窘态:

      迄今为止,对这一门科学,我们还不能准确描绘它的边界。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它所研究的对象究竟包含哪些语言,或者说,目前我们已经展开研究的语言中哪些语言并不从属于汉藏语系。至于研究对象内部的分门别类,也因为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我们尚不能肯定哪些语言应该放在哪个层次,哪些语言应该排在哪个门类。[25]



二、汉语的底层:夷语与汉南语系或华澳语系假说


      沙加尔主张汉语南岛语同源论。他提出了上古汉语与原始南岛语有亲缘关系以及藏缅语、古汉语、原始南岛语具有相关性的初步证据。[26]汉语单音节词和南岛语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相对应;汉语声调调类和某些南岛语的辅音韵尾相对应,例如原始南岛语的-s韵尾和汉语去声的-agh,-idh,adh相对应;原始南岛语的-p,-t,-k和汉语入声的-p,-t,-k相对应;汉语中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相当于南岛语中清塞音、鼻冠清塞音、浊塞音的对应;上古汉语的介音-j-和-r-是有构词作用的中缀,其作用与南岛语中缀-in-和-ar-相近。他找出古汉语和原始南岛语的关系词222个,其中17个属于M.斯瓦迪士的 200基本词。东亚与太平洋诸语言存在一些共有的构词法,藏缅语和原始南岛语之间同样存在一些共有词汇。他还引用其他材料佐证汉语南岛语同源论。约公元前6000年开始稷成为主要食品,也在民俗信仰中起着重要作用。稷文化从大陆到台湾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后期,南岛语群体中崇拜稷子超过水稻。[27]山东大汶口考古文化与早期南岛语文化具有总体相似性,都居住构造大同小异的半地穴式屋子,有青春期拔牙习俗。语言文化、建筑风格、遗传特征、社团组织和习俗信仰的相似性表明夷越文化与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存在悠久联系。[28]文身断发、悬棺葬等都可以反映古代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与南太平洋岛屿有过共同的文明类型,而共同的文化类型应是共同语言的基础。五千多年前南岛语族向东、南、西扩散,南到马来西亚、印尼,西到达马达加斯加岛,东扩至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他们的航海术不断改进,向太平洋岛屿分散。[29]同时北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整个东亚出现了相对同质的语言与文化景观
      邢公畹对沙迦尔的假说做过详尽的述评补正,[30]对汉语南岛语声母对应及韵尾辅音对应进行了考证。[31]潘悟云注意到同源词择对和构拟失误掩盖了侗台语与汉语的同源关系,肯定了沙加尔的假说。侗台语与汉语同源的基本词汇相当多;而侗台语与汉语同源可导致南岛语与汉语同源的结论。不少学者论证过侗台语与南亚语同源关系,自然也会得出汉语与南亚语同源的结论。研究东南亚语言亲缘关系侗台语起着桥梁作用。印欧语是通过形态成分的语音对应来确定同源关系,确定汉语与亲属语关系更有效的是词族比较法。“弯曲”、“扁平”和“聚集”三个词族在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南亚语、南岛语中相近,他断定绝不是借用所能解释的。[32]

      因此郑张尚芳等认为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可以组成一个超级语系——华澳语系新石器时代水稻栽培技术的出现和传播被认为是华澳语系形成的背景。华澳语系分布地区稻米主要有两类名称,很可能反映两个独立的稻作文化起源中心。汉语、藏语、印尼语同源词“粝”,传到苗瑶族和南岛族,有共同来源。东夷与百越关系密切,均种植水稻,“稻”这个名称是东夷带到汉语中来的。多音节词的南岛语和单音节词的汉语在类型上差别很大。汉语词大部分是单音节,但是先秦文献中也有一些双音节词,原始汉语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多音节词。当词义重心转移到其中一个音节上时,其他音节就可能虚化。上古汉语的词音类型大概处于现在南亚语阶段,除了复辅音和前冠音,还存在双音节联绵词。从南岛语的多音节类型到弱化音节典型的南亚类型,再到汉语的单音节类型,是华澳语系演化的大势。[33]

      游汝杰认为虫类名词带有词头应是南方语言的共同特征之一。汉语方言鸟虫类名词带词头现象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与壮侗、苗瑶等语言中的面貌相似,很可能同源。[34]邓晓华提出十几个闽、客方言和南岛语同源词中有“蟑螂”、“蜘蛛”。[35]通过对《诗经》、《楚辞》“连绵字”的研究可以看到汉语双音节词单音节化的轨迹。[36]王力说:“上古汉语的语音是很复杂的:声母、韵腹、韵尾,都比现代普通话丰富得多,和中古相比,也显得复杂些”。[37]《世本·居篇》注“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杨雄《方言》有不少双音节词,例如卷七怜职(爱)、煦暇(热),卷十短罢(短)。

      沙加尔认为汉语单音节模式是次生的,是起首音节磨损的结果。虽然原始南岛语和上古汉语的词语结构模式不同,但是中缀和前缀的派生模式和构词过程相同。原始南岛语的词以中缀形式借入,尾部音节的消失会导致中缀成为尾部音节。帅德乐认为在CV1CV2→CV2这一词音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缀可能会从语法系统中消失。[38]作为南岛语专家白乐思从引用南岛语文献的准确性着眼认为沙加尔的构拟无可挑剔。[39]

      林语堂曾从宋代孙穆《鸡林类事》高丽语“风曰孛缆”推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40]罗常培将风上古音拟作plwm, 参考四川夷语brum“风”,可与“风曰孛缆”互证。[41] “风曰孛缆”中的孛缆是原始汉台语带复辅音声母的同源词。[42]“飞廉,风伯也”中的飞廉是汉族与南岛语同源词。[43]飞廉和孛缆均为夷语,不是朝鲜语从汉语中借去“孛缆”,而是汉语从夷语中继承了“飞廉”。有人由此探讨“风”之迷,提出“夷语走廊”概念:朝鲜语、吴越语、楚语、侗台语、南岛语从北到南分布在夷语走廊,说明“风(飞廉)”与东夷民族的迁徙有关系。[44] “风”是雅洪托夫35个基本词汇之一,在上古东亚有不同的读音。[45]武丁大骨有:“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宛,风曰役”。《山海经》亦云东方曰析,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出入风;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46]

      中国河流名称的分布具有地域特征,北方称“河”而南方称“江”,还称“水”或“川”。“北河南江”现象成了汉藏语言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罗杰瑞、梅祖麟、桥本万太郎等认为 ,“江”、“河”均非汉语固有的基本词 ,分别借自南亚语和蒙古语。桥本万太郎认为汉语是南岛语言和阿尔泰语言南北夹击的产物 ,而“江”、“河”名称的来源在基本词汇方面反映了这过程。[47]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历史文献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可以证明,“江”是汉语固有的基本词 ,其他语言中的相似形式可能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48]韩半岛及其附近亦称“河”为“江”,可以作为继承夷语的证据之一。
      罗杰瑞认为汉语的“牙”借自原始南亚语,甲骨文中出现的是“齿”,其义包含臼齿、獠牙和象牙等,“牙”比“齿”晚出。[49]蒲立本却认为“牙”在南亚语分布不广且词义狭窄,是从汉语借入的。[50]《说文》“牙,象上下相错之形”,其字形如臼齿相磨之状,而并非长而弯之象牙形。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者称牙”。
      “贝”,泰语 beer、占语和吉蔑语bier、马来语 bia。殷商“货贝而宝龟”,与海洋文化关系密切。“贝”是夷越生态环境中的常见生物,不一定是南洋的舶来品,显示了东亚文化的联系和共同性。
      南亚语、南岛语、藏缅语和阿尔泰语的部分相似性正是蒙古人种迁徒和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体现。汉—藏同源说、汉—南同源说,还是华澳同源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依据各自选择的材料来分别论证汉语与毗邻语言的同源关系。汉南语系或华澳语系假说并不比汉藏语系有更确凿的证据,但可以说明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同一性。他们列举的同源词大都与自然、渔猎采集或定居农业文化有关,大都来自收有许多用汉字书写的古老夷蛮词语的《集韵》和《广韵》。正是夷人创造了东亚定居农业文化,夷语是汉语的主要来源,形成了汉语的底层,亦是汉南语系或华澳语系的基层。沙加尔等假说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上古汉语的底层是东亚夷语。
      起源于非洲的现代人类迁徙而进入欧亚大陆;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支系。南支进入印度次大陆转徙东南亚进入东亚,演化为原始夷越语群或南亚、南岛语群。夷语群居住在淮河、黄河流域以及环渤海一带,即古代文献中的东夷、淮夷和九夷等,百越语群居住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即古代文献中的江蛮、吴越、山越、瓯语、闽越、扬越、于越等。夷越语是汉语形成和演化的源泉。



三、汉语的表层:夏言与汉印欧语系或汉高加索语系假说

      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centum语组;而伊朗语属于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satem语组。吐火罗语人来到中国西部及河套地区相当早,在东亚有深远的影响。“祁连”与“昆仑”就是典型的吐火罗语借词,即天。类似的还有剑、帝、万、蜜、狮、麒麟、车、马……。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有关;而武威又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而高昌的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佛教经典最初也是经过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上古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单音节语。从“吐火罗”到“大夏”再到“夏”,从武王斩纣之“轻吕”与匈奴人之“径路”到“剑”可见上古汉语从多音意节到单音节的演变过程。

      汉语中有不少印欧语词汇。[51]有人根据M.斯瓦迪士的100词基本表和200词基本表列举了89组(47组+42组)汉语和印欧语对应的基本词汇表明汉语和印欧语在史前时期有过密切的关系。[52]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支持汉-印欧语同源说,论图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53]早在19世纪后期欧洲远东语言学研究的先驱艾约瑟[54]和施莱歇尔[55]就不约而同提出了“汉藏-印欧语同源论”。1925年孔好古将汉语、藏语、缅甸语和泰语等统称为印欧-汉语系,专门讨论了部分可能是从印欧语借入汉语的词语。20世纪下半叶谢飞在《欧-亚语》[56]和《欧-亚超级语系》[57]中发扬这一假说,尝试建立汉藏-印欧语系。

      蒲立本重新论证了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亲缘关系。他研究夏商王朝周边地区居住的南亚人、藏缅人、苗瑶人、壮侗人和阿尔泰人、南岛人、西伯利亚人和吐火罗人及其语言,认为汉人或汉语与其周围的民族及语言有明显的不同,而与印欧人及印欧语有亲缘关系。[58]他认为汉藏-印欧语系假设不是基于个别词语相似性,而是根据深层结构和构拟形式的一致性。高本汉的-j-化说即三等韵的喻化不符合韵图和《切韵》,同样也不符合唐代前期的语音状况。他假设天干地支二十二个历法符号是汉语的二十二个起首辅音,《诗经》押韵系统包含十八个收尾辅音;构拟上古汉语元音两个*和*a,且有元音交替关系。上古汉语的两元音系统与原始印欧语是相对应的;在声母方面也找出若干对应规律,如上古汉语的*ng-对应于原始印欧语的g-词。他还提出印欧-汉藏同源词二十四个:于、何、合、眼、犬、牛、往、年、国、输、叶、一、幺、约、父、母、考(祖父)、不、海、西、作、名、夜、雁。蒲立本的结论是汉藏语和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形成同源体的时间可能在6000年以前。[59]金芭塔丝提出印欧人创造了公元前4500—3500年黑海—里海一带的库尔甘游牧文化,然而不断向四周扩张,支持原始印欧人和汉藏人交往假说。国内亦有人试图从音位学或音韵学证明吐火罗语和汉语的亲缘关系。[60]

      与沙加尔努力复兴孔好古(1916)提出的假说类似,斯塔罗斯金所要论证的汉藏—高加索超级语系可以追溯到唐纳(1916)的观点。1982年斯塔罗斯金将上古汉语、藏缅语、北高加索语、台语和南岛语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前三者有更多相匹配的核心词,从而提出了汉高语系(Sino–Caucasian family)概念。[61]汉高语系和Nostratic Family 都是众多欧亚超语系(Eurasiatic Macrofamily)学说中的一家之言[62],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3]

      他认为语言的亲属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统计问题。与沙加尔注重历史形态的比较不同,斯塔罗斯金强调通过语音对应关系来求证。根据其师雅洪托夫基本词汇表他逐条考察上古汉语35个词及其语源得出如下结论:上古汉语和藏缅语之间至少有24个对应词项,关系亲密证据确凿;与原始南岛语仅有4个对应词项,可能是深层亲缘关系的体现;与原始印欧语中有6个同源词项,可以作为有过接触的证据;在南岛语和原始台语中匹配的至少有12个词项,白保罗的澳泰语系假说有合理性。上古汉语或汉藏语和原始北高加索语之间至少有13个对应词项,可以作为汉高超语系的证据。[64]

      蒲立本、白一平、斯塔罗斯金等学者主要依据“氐羌化”的周秦汉语语料发现汉语和藏缅语、印欧语或高加索语关系密切,反映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东进的状况。汉语中存在大量印欧语文化借词,构成了汉语的表层,印欧语对汉语的影响不可否认。蒲立本的上古汉语音韵系统构拟很有创意,发明多于发现。上古汉语的声韵状况十分繁杂,绝非简单的系统可以概括。麦、青铜器、铁、土坯建筑、农耕灌溉技术和车马、黄牛、山羊、绵羊、家马、骑兵经新疆、蒙古传入东亚。新疆、蒙古、甘肃境内的居民表现出与中亚和西伯利亚相联系的人种特征,可能与欧罗巴或高加索人种交融。这就是汉藏—印欧语同源论或汉藏—高加索语同源论的人类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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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语作为混合语:从语系到语海

      汉藏语系假说己有上百年历史还是不成熟,东亚语言的分类法面临严重挑战。历史比较法以印欧人大规模集体迁徙为背景,建立在语言谱系分化假说基础上。东亚古代农耕型社会人口迁徙方式是蔓延式的,语言的演变不可能像印欧语系那样脉络清晰。[65]梅耶说:“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一些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一个新方法不可”。[66]要建构像印欧语系一样牢固的汉藏语系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印欧语系是人类史上的特殊现象,其建构借鉴了生物分类学理论。然而语言不是物种,极易变化和混合,在其他地区很难发现像印欧语系一样井然有序的分化现象。因此有人提出了非语系的概念来解释开放状态下变化多端的语言现象。[67]

      托尔斯托夫曾提出“原始语言连锁扩散性假说”:相邻部落的语言虽有差别但能通话,可是相距较远的部落之间就难以交流。[68]发音和语法都相去甚远的不同语言形成一个原始语言连锁扩散的通道,很难从语系上加以分类。世界上5000多种语言可以大致归类为17个语系,语系间有某些重叠,其地理分布与人类迁徙有关。汉语与汉藏语系、印欧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高加索语系、阿尔泰语系关系密切,与古亚语系、乌拉尔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印第安语系、澳大利亚语系、闪含语系亦有关。印欧语系是17个语系中最大的语系,使用人数最多,约有150种语言;汉语无疑是第一大语言,没有那个语系可以囊括汉语。如果语系像河流,汉语就像大海。百川归海,大海难属于河流。汉语是一种典型的混合语,词汇来自四面八方,语法亦表现出独特的混合性。

       “一字多音”可作为混合语的证据。武丁大骨有:“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宛,风曰役”。“豕”字可读鱼部“豬”音,支部“豕”音,微部“豨”音,文部“豚”音。故《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貕,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一义多词”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汉语有多重来源。[69]基本词汇包括人称代词大都有两个以上的同义词。人称代词我、你、他均有多种说法:余、吾、予、我、俺、侬,女、汝、尔、你,其、厥、他、之、彼、渠、伊。[70]常用词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一说法:娘、妈,爹、爸,江、河、水、川,口、嘴,目、眼,牙、齿,奶、乳,狗、犬……这些亦表明汉语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形成的一种混合语。

      孤立结构类型表明汉语是典型的混合语。根据普通语言学原理越是混合的语言形态脱落越快。汉语孤立结构的形成源于其混合性和方块字书写,而苗瑶语、侗台语和越南语的孤立结构化是汉语影响的结果。汉语由原始粘着型演变为孤立型,主要采取语序、虚字和语气来表示语法意义。

      两可词序亦表明汉语是混合语,如公鸡&鸡公。介词既可在被修饰词的前面也可在后面甚至可以同时分别置于前后,如在x上。

      杂交语序或句法表明汉语是混合语。西方的藏缅语和北方的阿尔泰语以及东北方向的朝鲜语、日本语是逆行结构SOV/AN,南方的孟高棉语、苗瑶语、侗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等是顺行结构SVO/NA,而汉语却显示出SVO/AN的杂交结构方式。

      由于原始汉语的底层是夷语,表层是原始夏语,因此形成了SVO与AN相杂的语序模式。桥本万太郎的“汉语阿尔泰化”理论导源于隋代语言学家颜之推《音辞篇》中的名句“北杂夷虏,南浸吴越”。夷越语言发源于东亚,与来自西北的原始印欧语言混合形成汉语。汉语作为混合语不仅是诸种原始夷语的混合,且与印欧语系等语言深度混合,汉字起了巩固作用,因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第一大混合语。人类历史上语言混合是语言深度接触的结果。渗透力度较弱和渗透层次清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主流特征确定其归属;而混合力度深刻和渗透层次复杂的情况下最好认定为混合语。

      诶话(广西壮族)、唐汪话(东乡族)、瓦乡话、五屯话(土族)、倒话(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是目前中国公认的五种混合语。它们均由多种语言混合而成,如五屯话是汉语、藏语和蒙语混合语,汉语词占绝大优势,藏语词约占20%,个别词和蒙古语、保安语谐音,另有10%的词汇来源尚不完全确定,大多数词汇为多音节,又称五彩话。[71]混合语不仅存在于语系之内,亦可存在于不同语系之间。

      朝鲜语亦是南岛语和阿尔泰语混合语,其系属当然模糊。从文化底层来说朝鲜半岛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构成环渤海原始夷文化体系,语言是原始夷越语。朝鲜语的基本词汇与南岛语同源。[72]另一方面与北方阿尔泰人肃慎、乌桓、鲜卑、扶余、高句丽等关系密切,朝鲜半岛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受到阿尔泰人及其语言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以原始南岛语为底层以阿尔泰语为表层的朝鲜语。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西汉燕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政权,秦汉以降受到汉文化的直接持续影响,以至于朝鲜语中大约有一半汉语借词。朝鲜语实质上是三明治式的混合语,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属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或汉藏语系,但和三个语系均有密切关系。

      日本语系属亦难定。日本学者早就发现日本语和马来语关系密切。绳纹文化主人是虾夷人或原始夷越人。除了石器时代的早期移民,从商周到秦汉,中国东南沿海居民仍然陆续迁入日本。绳纹晚期开始水稻文化传入日本是人口迁徙的结果,亦伴随语言的传播。《魏略》记载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鲸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从弥生时代开始北方阿尔泰青铜游牧文化亦逐渐传入日本列岛,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汉唐之际中日相距遥远,但文化影响强而有力,汉字和汉语对日本语言文字的形式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日本语虽然在语音结构和词汇系统方面深受汉语巨大影响,但粘着结构没有大改变。日本语源于原始南岛语或夷越语,又受到了阿尔泰语和古代汉语的巨大影响,也就成了类似于韩语的混合语。

       汉语、日语、韩语是东亚也是世界上著名的三大混合语,把它们纳入任何语系都不合适。它们是语言的海洋或湖泊,不断吸收容纳其他语言形成独具特色的混合语。它们都以夷语为底层,以阿尔泰语、印欧语为表层,亦可佐证夷夏之先后顺序。


[1]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当代语言学》1999年2期。

[2]转引自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当代语言学》1999年2期。

[3] Laufer B.: Loan-words in Tibetan, TP 17, 403-452.赵衍荪译:《藏语中的借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987。

[4] Laufer B.: Sino – Tibetan Studies, Selected Papers on the Art, Folklore,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Prehistory of Sciences in China and Tibet, New Delhi, 1987.

[5]Fanggui Li: Language and Dialects of China, In Chinese Yearbook, Shanghai. Reprinted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 1-13, 1972. 中译文载《民族译丛》1980年1期。

[6]P.K.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乐赛月等译:《汉藏语言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984。

[7] Benedict P.K.: Sino-Tibetan: An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6(2) 1976.译文见《汉藏语言概论》附录。

[8]包拟古著,潘悟云等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1995。

[9] Coblin W.S.: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18. 1986.

[10]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语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1期。

[11]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年1-2期。

[12]俞敏: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民族语文》1991年1期。

[13]全广镇:《汉藏语同源词综探》,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

[14]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15]宋金兰:汉语和藏缅语住所词的同源关系,《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16]张琨:汉藏语系的“针”字,汉藏语系的“铁”字,《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1980。

[17]孙宏开:羌语支属问题初探,《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18] Matisoff J.A.: Issues in the Subgrouping of Tibet – Burman in the Post – Benedict Era, Paper on 30th ICSTL.

[19]白一平:亲缘性强于偶然性:古汉语与藏缅语的概率比较,《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

[20] Sagart L.: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Evidence for a genetic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vol.21, no.1, 1992.

郑张尚芳、曾晓渝译:论汉语南岛语的亲属关系,《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21]Sagart L.: Some Remarks on the Ancestry of Chinese,in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Language.

[22] Pulleyblank E.G.: Chinese and Indo – Europeans,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9, 1966.

[23] Pulleyblank E.G.: Prehistory East – West Contacts Across Eurasia, 500-508, Pacific Affairs, 47, 1975;

Early Contacts between Indo-Europeans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1-47,1996.

[24]Wang William S-Y. ed.: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95.

李葆嘉主译:《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

[25]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前言》,民族出版社,2002。

[26]Sagart L.: Proto-Austronesian and Old Chinese Evidence for Austronesian, Oceanic Linguistics 33 (2), 271-308, 1994.

[27]Fogg W.H.: Swidden Cultivation of Foxtail Millet by Taiwan Aborigines: a Cultural Analogue of the Domestication of Setaria italica in China, 95-115,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Keighty D.N.,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3.

[28]杨江著、吕凡译:马来-玻利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浙江学刊》1991年1期。

[29]焦天龙:东南沿海的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的扩散,《中原文物》2002年02期。

[30]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1992年3期。

[31]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声母的时应——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1992年4期。

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声母及韵尾辅音的对应——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1992年5期。

[32]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

[33]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

[34]游汝杰:中国南方方言里的鸟虫类名词词头及相关问题,《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

[35]邓晓华:南方汉语中的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3期。

[36]周及徐:上古汉语双音节词单音节化现象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4期。

[37]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

[38]帅德乐:汉语—南岛语的连接:南岛语形态学方面的审察,《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

[39]白乐思:一位南岛语言学家眼中的汉语—南岛语系,《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

[40]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

[4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

[42]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

[43]邓晓华:南方汉语中的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3期。

[44]尉迟治平:“风”之迷和夷语走廊,《语言研究》1995年2期。

[45]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责善半月刊》2卷19期;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1期。

[46]西风为“韦”,与英语wind、法语vent、西班牙语viento相似,从b、p变v、f在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是相同的规律。

[47]桥本万太郎:《言语类型地理学》,日本弘文堂,1978;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48]张洪明: Chinese Etyma for River,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6,no.1,1998. 颜洽茂、邓风平译:汉语“江”词源考,《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

[49]Nomam J.& Tsu lin Mei: The Austroast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Monumenta Serica,32,274-301,1976.

[50]

[51]Chang Tsung-tung:Indo-European Vocabulary in Old Chinese:A New 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Sino-Platonic Papers 7,1988.

[52]周及徐:汉语和印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一:基本词汇的对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6期。

[53]周及徐:《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54]Jeseph Edkins: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 ,London Trubner,1871.《汉语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地位:欧-亚语言同源论试探》(1871)

[55]Gustaaf Schegel:Sinico-Aryaca,Batavia,1872.《汉语-雅利安语》(1872)

[56]Robert Shafer: Euasial,Orbis,12,1963.

[57]Robert Shafer: The Euasial Linguistic Supperfamily,Anthropos 60, 1965.

[58]Pulleyblank E.G.: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Tim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N. Keight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59] Pulleyblank E.G.: The historical and pre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of Chinese, Monograph series No.8,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95

[60]何洁:Tocharian and Old Chinese,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6。

[61] Starostin S.A.: Nostratic and Sino – Caucasian, 42-66, In Explorations in Language Macrofamilies, ed.byShevoroshkin.

[62] Shevoroshkin V,ed.: Explorations in Language Macrofamilies, Bochum Brockmeyer,1989.

[63]Colin Renfrew:At the Edge of Knowability:Towards a Prehistory of Languages,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10(1),7-34,2000.

[64]斯塔罗斯金:上古汉语词汇:历史的透视,《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

[65]桥本万太郎:《言语类型地理学》,日本弘文堂,1978;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6]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1925),34页,科学出版社,1957。

[67]江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民族研究》1999年4期。

[68]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著,赵俊智、金天明译:《民族·种族·文化》,东方出版社,1989。

[69]Schuessler A.: Multiple Origins of the Old Chinese Lexic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1),1-71,2003.

[70] 陈翠珠:《汉语人称代词考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71] 陈乃雄:五屯话初探,《民族语文》1982年1期。

[72]吴安其: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1期。
发表于 2019-4-12 08:35 | 显示全部楼层
使用汉字导致汉,日,韩三语比较特殊?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09: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9-4-15 17:56 编辑

       易华先生2011年发表的这篇论文就触及到了汉语的关键问题,是非常杰出的论断。除了没有结合分子人类学做更精确地分析外,他关于汉语以及华夏文明起源的观点,与我大部分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

一、关于汉语的起源
       易华先生认为:汉语是一种混合语,她的底层是夷语与汉南语系或华澳语系假说,她的表层是夏言与汉印欧语系或汉高加索语系假说。
       我的观点:汉藏语系是一个由德内-高加索语系与华澳语系融合而成的精致而美丽的“混血儿”,既不足够叶尼塞也不足够南岛。其中,德内-高加索语系是Q系的原语,代表黄帝部族对汉藏语系的影响,华澳语系是O系的原语,代表炎帝部族对汉藏语系的影响。

       注解:易华先生所说的位于汉语表层的汉高加索语系正是谢尔盖·斯塔罗斯金提出的德内-高加索语系的子语系,而德内-高加索语系指向的正是Q系。汉语表层提及的夏言印证了汉族中的M120正是华夏集团中的夏族。在没有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辅助研究下,汉印欧语系的说法显然是有偏差的。按照易华先生的思路,汉语的表层准确地说应该是德内-高加索语系。分子人类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印欧语系是R系,而R系的语言并没有对汉语形成直接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误解是因为谢尔盖·斯塔罗斯金发现北高加索语与汉语有43%的同源关系,而大部分人错误地认为北高加索语属于印欧语系,实际上不是。这个问题,周及徐先生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以后我会撰文专门论述此问题。



二、关于华澳语系与水稻栽培的关系
       易华先生认为:新石器时代水稻栽培技术的出现和传播被认为是华澳语系形成的背景。东夷与百越关系密切,均种植水稻,“稻”这个名称是东夷带到汉语中来的。
       我的观点:华澳语系是O系的原语,O系的人口大爆发是由于成功培育了栽培稻,稻作农业技术的传播伴随着O系人群的迁徙。


       注解:韩斌院士通过水稻基因测序,发现全球所有的野生稻中广西的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最近。李润权先生也主张华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B区发现距今16000年前的稻属(Oryza)植物特有的植硅体,此外,在B区和C区还发现距今28000-35000年前的疑似稻属植物植硅体。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14000年~18000年前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结合稻作农业的起源研究、考古遗迹和O系各支系的地理、频率、姓氏等的分布,不消说,从日本列岛到马达加斯加、从青藏高原到波利尼西亚的所有O系的那位共同老祖宗应该是广西人。如果需要更准确地定位,这位O系老祖宗不是广西南宁附近就是广西贺州一带人。


三、关于黄帝与华夏文明
       易华先生认为:黄帝来自西方,是传说中的游牧英雄,与戎的关系密切。以黄帝为象征的游牧文化进入中原才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篇章:由玉帛古国进入王国和帝国时代,并引领中国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黄河与长江流域文化都以定居农业文化为特征,草原游牧文化后来居上,两者结合才形成了中国文化。
        我的观点:华夏文明起源于游牧与农耕的交错地带——陕甘宁地区,炎帝是来自南方的O系农耕族群,黄帝是来自西北方的Q系游牧族群,两者的融合形成了华夏族。Q-M120代表的是黄帝部族,石峁古城正是黄帝部族居邑。黄帝部族是最正宗的如假包换的戎狄,这些戎狄族群包括义渠戎、白狄、犬戎、骊戎、鬼方、赤狄、怀姓九宗等氏族。黄帝部族深刻影响了汉藏语系的走向,并给中华大地带来了青铜范铸技术、黄牛、家马,也可能还有羊和小麦,后者还不是很确定。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语言学、分子人类学甚至农作物起源研究的发展,华夏文明起源的脉络越来越清晰了,这是一件值得所有中华儿女庆幸的事情。
发表于 2019-4-12 2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弯曲”、“扁平”和“聚集”词族是什么意思?
话说去年有段时间我对曲蜷拳屈球这一系列词产生了注意,觉得这些近音词都是同源词,都跟曲线弯曲有关,这个词族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扁平我也注意到瘪和平面,扁或下凹有关系,不过我的注意力跑到女性的那话儿上了,发现BI这词就是来源于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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