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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华:黄帝与成吉思汗——从游牧看中国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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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8 23: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9-4-11 22:38 编辑

       提要:成吉思汗是游牧民族杰出的代表,黄帝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始祖,通过两者比较分析可以更加肯定黄帝是传说中的游牧英雄,成吉思汗是游牧传统的继承者。炎黄传说反映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混合,定居农业文化是基础,游牧文化是主要组成部分,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缔造了中原王朝,孕育了中华民族。如果黄帝是定居农耕民族夏、周、汉的始祖,同理可证亦是游牧民族戎、狄、匈奴、鲜卑、蒙古的祖先。黄帝和成吉思汗崇拜均是英雄与祖先崇拜的结合:有先后虚实之别,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黄帝、成吉思汗、游牧

一、引 言

      中国历代帝王陵墓数以百计,很少受到祭祀和崇拜。黄帝陵与成吉思汗陵位于黄河南岸,香火不绝,格外引人关注,是人类历史上两座著名的衣冠冢。历代帝王庙亦以黄帝庙和成吉思汗庙最为壮观。黄帝庙,又名轩辕庙,始建于汉代,唐代置于桥山西麓,宋太祖移于东麓,近年重建,是国家五A级旅游风景点。成吉思汗庙1940年始建于乌兰浩特,文革期间遭破坏,1987修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帝是神话传说人物,后来逐渐演变为“人文初祖”、“民族英雄”,俨然成了历史人物。成吉思汗是一位历史人物,也是民族英雄,因崇拜而神化,与黄帝遥相呼应。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了黄帝的游牧特征,《匈奴列传》又暗示匈奴是黄帝后裔。范文澜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1]。郭沫若亦认为黄帝属于迁徙无常处的北方游牧部落:夷和羌人的一些氏族和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的时候,有一些氏族和部落从北方发展起来,传说中的黄帝就是这些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2]。

      黄帝和匈奴甚至鲜卑的关联史有明载,匈奴、鲜卑、突厥与蒙古一脉相承。蒙古族继承北方各民族长期分化和融合的历史,把各式各样的部落和居民溶成一个民族[3]。黄帝和成吉思汗研究汗牛充栋,但两者的内在联系还很少有人注意和思考。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加肯定黄帝是传说或神话中青铜时代的游牧英雄,与成吉思汗有一种先后、虚实或镜相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草原游牧文化的起源和中原王朝的形成。

二、黄帝传说与成吉思汗

      儒、墨为显学,崇拜尧舜。有关炎黄的传说散见于战国文献,相互抵触,到了司马迁《史记》才有较系统记述。《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曰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以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以水师而水名。太嗥氏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师而鸟名。” 黄帝与炎帝、共工、太嗥、少嗥并立,各具特征。《国语·晋语》晋大夫司空季子认为炎黄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逸周书·尝麦解》亦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可能是“百工”),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到了《国语·鲁语》黄帝开始临驾于诸帝:“故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褅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竹书纪年》、《世本》、《五德始终说》以黄帝故事开篇,形成了一个与《尚书》、《春秋》迥然不同的史学传统。

     《史记·五帝本纪》整合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传为少典之子,生在寿丘,长于姬水,居轩辕之丘,逐鹿中原,建都有熊,铸鼎升天,葬于桥山。传说不断丰富和巩固,黄帝被公认为五帝之首,开创了中华帝国;被尊为人文始祖,帝王典范,且具有超然神性。在征服相代说中黄帝是主要的征服者,在五行说中居中制四方,在世代演化说中是由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亦是虞、夏、商、周的共祖[4]。

       中国历代帝王中与黄帝最相似的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游牧民族的事迹或历史缺乏系统的记述。《史记·匈奴列传》云:“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长春真人西游记》仍曰:“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黄帝和成吉思汗可能都是文盲,但在尚武的同时没有轻视文化建没。相传黄帝令仓颉造字,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制文。仓颉造的字已难确考,有关黄帝的事迹都是传说。塔塔统阿创制的畏兀儿体蒙古文也已失传,但留下了“成吉思汗石”(又称也松格碑,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等以及记述成吉思汗一生的《蒙古秘史》(原文已失,通过汉文译本《元朝秘史》得以留传),为成吉思汗研究提供了基础史料。此外《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圣武亲征录》、《元史》对成吉思汗一生事迹有详略不同的记述,可以交互参考。

      有人注意到“黄”是兽皮之意;“轩辕”在突厥语中为“皇帝”、蒙古语中为“可汗”、通古斯语中为“王”或“汗”,是阿尔泰语的共同称呼。[5]《史记·五帝本纪》:“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天子或天之骄子亦是游牧民族喜欢的称呼。《汉书·匈奴传》载匈奴给汉的国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对内称皇帝,对外称天子。《礼记·曲礼》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郑玄注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李世民既是皇帝,也是参天可汗。忽必烈既是蒙古大汗,也是元朝皇帝。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是巧合。从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都崇拜腾格里。腾格里崇拜和天子这一称号可能来自上古时期的西北游牧民族[6]。

      成吉思汗,蒙古开国君主,著名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蒙古人,元朝追上庙号太祖[7]。成吉思汗被公认为伟大的征服者,蒙古帝国的缔造者,亦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以及元朝统治者的共祖。


三、青铜时代游牧文化

      黄帝传说反映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状况。尧舜的主要事迹与定居农业有关,而炎黄与青铜游牧文化关系密切。传说中黄帝有许多创造,如作车、作冕旒,还有采首山铜铸鼎等等。手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专业分工的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并刺激了掠夺战争。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就是青铜时代的到来

      黄帝居轩辕之丘,又称轩辕黄帝。轩、辕两字都与车子有关。《路史·轩辕氏》谓:“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梠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黄帝令风后造指南车,车子的发明多归功于黄帝[8]。故历代皇帝出行又称“行辕”。相传黄帝时代已有马医。《列仙传》云:“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知马形生死之诊,治之辄愈。”在西亚、中亚车和马可分别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车与马的结合即马车或车马是青铜时代的产物,商代才流传到中国[9]。在东亚没有发现早于青铜时代车与马的遗迹。这说明黄帝是青铜时代的产物,且与中亚或西亚有关。

     《韩非子·十过》云:“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台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复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成吉思汗戎马一生,蒙古汗国建造了空前的由几十条牛拉的大型行宫或行辕(现在成陵前有仿造的模型),他以此为活动指挥中心征服了中亚,打到了西亚。

      相传蚩尤铜头铁额,作金兵,显然是青铜时代的形象。黄帝与蚩尤同时代,且战而胜之,不可能仍停留在新石器时代。《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云笈七签》卷一百:“兄弟八十一人,铜头铁额”。铜头铁额可理解为铜盔铁甲。《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器”;《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史记·正义》云:“轩辕自择亡日与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无尸,棺空,惟剑舄在棺焉。”剑是黄帝的贴身武器。金属刀剑与盔甲是青铜或铁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殷墟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兵器仅戈为中国本土之物[10]。

      成吉思汗及其军队使用的兵器也就是这些弓箭刀剑、铜盔铁甲等,他们创造了冷兵器时代的奇迹。宋代发明火药,元朝开始使用火炮,从此冷兵器时代进入尾声。

      另一个可以说明黄帝已进入青铜时代的传说是铸鼎。《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胡(湖),其弓曰乌号”。汉武帝羡慕不已,造离宫曰鼎湖宫。鼎是国家的象征,盛行于商、周,亦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标志。成吉思汗曾问鼎中原,后因西征耽搁了南伐,留下了“联宋灭金”的遗言,其孙子忽必烈定鼎中原。

     《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述了黄帝时代游牧生活方式:“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史记·五帝本记》云黄帝以师兵为营卫,迁徙往来无常处,游牧作风明显。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匈奴等游牧帝国又称百蛮大国,置左、右贤王,继承了黄帝的传统。成吉思汗设立了近万人(怯薛)的近卫军,征战往来无常处。他也将国家分成两翼:以木华黎和博尔术为左、右翼诸王之首。

     《物原》:“轩辕始作带。”《大戴礼·五帝德》:“黄帝黼黻衣大带。”《风俗义·皇霸》:“黄帝始制冠冕。”《汉书·律历志》:“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顾天下号轩辕氏。”《世本》云:“黄帝作旃冕”。《礼记·冠义》正义亦云:“黄帝造火食旃冕。”旃即毡,旃冕即特制的毡帽或毛帽。《礼记·郊特性》:“太古冠布,齐则缁之。”毡帽或毛帽既可遮阳也可防寒,是游牧民生活必需品。南方民族多缠布,或戴草帽、斗笠。金冠从古埃及、巴比伦到斯基泰、大夏、匈奴、新罗一脉相承。带钩在战国秦汉间又称为师比、犀毗、胥纰或鲜卑。《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大量带钩发现于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欧亚大草原和黄河流域,表明带是游牧民族独特的装备。腰带束腰可减轻骑马的颠簸,是游牧民族男子汉的必备。秦汉之际冠带之民与引弓之国对举,实际上是忘记了胡服骑射的影响。匈奴亦是冠带之民,相反中原百姓未必有冠带,即使诸侯大夫也要三、四十岁才戴冠。《初学记·武部·剑》云:“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

      秦汉之际随着道教的兴起黄帝被封为“元圃真人轩辕黄帝”。“以黄老治天下”,黄帝与道家或道教的关系开始密切。成吉思汗传旨敦请道教领神人物长春真人,丘处机冒雪冲霜、不远万里谒见。黄帝成吉思汗均以征伐为要务,道家道教主张无为寡欲,火水相济也非偶然。

      黄帝传说盛行于青铜时代末期战国秦汉时代,反映了青铜时代夏商周部分史实。黄帝作为青铜时代首领率领游牧民向定居农耕过渡,开创了游牧和农耕文化结合的历史,从而被崇奉为华夏始祖。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始于黄帝或黄帝时代,黄帝又被尊奉为华夏文明的创造者,成为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黄帝是早期游牧时代文化的象征。成吉思汗标志着游牧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四、民族与始祖崇拜

      黄帝不仅是夏、周,亦是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入主中原,其来源与西北有关。传说中的黄帝源于西北,不少事迹也发生在西北。《庄子·天下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庄子·至乐篇》:“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竹书纪年》谓:“周穆王西征昆仑丘。”《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游:“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山海经·西次三经》谓:“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山海经·大荒西经》谓:“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山海经·海内西经》谓:“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山有铜柱,其高如天,圆周如削,弱水环之。中国古代神话多以昆仑或蓬莱为中心[11]。昆仑是古人心目中的仙山,也是黄帝住的地方。王菉友《侍行记》:“考昆仑者当衡以理,勿求诸语。上古地名多用方言,昆仑乃胡人语,译声者无定字。”蒲立本研究发现 “昆仑”、“祁连”是印欧语,林梅村认为是汉语中最早的印欧语借词[12]。昆仑神话涉及遥远的西部;昆仑山是另一个世界中心,众多神所居处的神秘乐园。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商代早期,中国从西方传入青铜器等重要事物,随之而来的还有黄帝与昆仑神话。

      成吉思汗主要活动于北方或西北,也到过黄河流域,不曾涉足长江流域,与传说中黄帝活动的区域大体吻合。

      黄帝来自西方,与的关系自然密切。《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犬戎或西戎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兴于西戎的周人、秦人也就成了黄帝后裔。《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其玄孙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田昌五认为太昊、少昊和蚩尤古夷人集团的宗神,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是大汶口文化及北辛文化炎帝古氐羌之宗神,考古文化上的反映是仰韶文化及大地湾、老官台文化黄帝是北方古戎狄的宗神,考古学文化不能确指,但已有线索。[13]《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为北狄之祖十分可能,故司马迁有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之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追认黄帝为始祖。《魏书·序记》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黄帝四面,至少有四妃。《国语·晋语》说黄帝有子25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晋语》既说黄帝以姬水成,姬姓;而姬姓周人是从渭水流域起家的。黄帝死后葬桥山,离渭水不远。黄帝姬姓,周朝王族也姓姬。我们可以推断黄帝故事,如果不是周人编造,也是周人乐闻的传说。黄帝是夏、周、戎、狄传说中的始祖。成吉思汗妻妾成群,有名的也不止四位;儿子中著名的有四位,女儿、孙子、外孙难计其数,得姓亦随意。《史记·匈奴列传》云:“其俗有名不讳无姓字”。游牧民族本来没有严格的姓氏制度,相当程度上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黄帝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成吉思汗亦然。

      黄帝是西戎、北狄、匈奴、鲜卑传说中的始祖。成吉思汗的祖先肯定可以追溯到鲜卑、匈奴或北狄、西戎;亲自缔造了蒙古帝国,铸就了蒙古民族[14]。游牧王国或帝国兴亡迅捷,难以持久。黄帝之国也难确考,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早己分崩离析。成吉思汗生前长子赤术和次子察合台的矛盾难以调和,死亡不久窝阔台与拖雷又你死我活。四大汗国实质上相互独立,蒙古大汗名存实亡。蒙古帝国虽然崩溃了,但蒙古民族形成了;并且生生不息,新的蒙古国又诞生了。

五、英雄与英雄崇拜

      武装夺权,强权公理,黄帝树立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榜样。“习用干戈”,炎黄之战及黄帝战蚩尤家喻户晓,黄帝无疑已进入战争时代。《淮南子·兵略》:“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蚩尤、黄帝均被传为战神。《鹄冠子》:“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关于战争的起源还不清楚。新石器时代是相对和平的时代。日本绳文时代、朝鲜半岛有纹陶器时代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没有发现大规模征战的证据。战争是青铜时代才开始流行的文化现象,尽管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青铜兵器显然是战争的催化剂,炎黄大战不太可能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商君书》云黄帝时代“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标志着尧舜时代的结束。

      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打败了蚩尤,于是诸侯尊奉轩辕为天子,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先例。炎黄是传说中的弟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大急。进入战争或文明时代后,弟兄相残的故事不断重演。《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武王灭商是黄帝东征的历史版。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肯定《世俘》即是《古文尚书》所亡逸之《武成》篇,指出武王克殷时屠杀人民、掠夺财富,祭祀祖先和上帝的极度铺张和浪费,推翻了武王在道统中的地位[15]。《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欲出师占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史记·封禅书》云秦灵公“作吴阳上畴,祭黄帝”。秦始皇以黄帝为榜样,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囚母、杀弟、除后父、灭六国,用暴力统一中国,率先称皇帝。黄帝崇拜在秦汉达到了第一个高潮。黄帝、秦始皇与尧舜之道背道而驰,在孔孟之徒看来是大逆不道,焚书坑儒也就在所难免。

      黄帝被尊为“战神”,成吉思汗“用兵如神”。“天下有不順者,黃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黃帝部落是一个頗有战斗力的游牧族群,成吉思汗也有这种英雄气概。铁木真戎马一生,杀死的第一个人是同父异母兄弟,征服的主要敌人是兄弟般的安答札木合和父亲般的同盟者王汗,身经百战,统一蒙古草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元史·太祖本纪》总结道:“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黄帝兵诀》或《黄帝兵法》显然是后人的伪托,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思想影响了世界[16]。黄帝是传说中的英雄,成吉思汗是历史上的英雄,人们对他们的崇拜难分伯仲。


六、结 语

      成吉思汗是游牧文化最杰出的代表,黄帝与成吉思汗如此惊人地相似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成吉思汗系统地继承了以黄帝为象征的游牧文化,亦可反证黄帝是传说中的游牧英雄

      如果黄帝真是传说中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的象征,可以刷新我们对游牧文化起源和中国文化形成的认识。不少学者认为草原文化和黄河、长江文化一样历史悠久,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三者并立平行发展,其内在联系或相互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揭示。新石器时代长江、黄河流域和草原及其附近地区亦是定居农业或狩猎采集文化,确凿无疑的家畜只有猪、狗、鸡。青铜时代才出现游牧文化,羊、马、牛开始在东亚普及。草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并不晚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良渚文化绝不亚于仰韶、龙山文化。定居农业文化是长江黄河文化的基础,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核心内容。黄河流域后来居上率先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是因为定居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混合的结果

      新石器晚期东亚形成了众多的古国。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玉帛是当时人们最崇尚的物品,也是古国的象征。红山文化玉器和玉蚕、良渚文化玉器和丝绸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玉帛古国时代有祀无戎,正是儒家理想的尧天舜日时代,亦是道家追求的小国寡民时代,也是墨子心中尚贤兼爱非攻的时代。玉帛古国显然以农为本,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定居农耕生活,制陶是主要手工业,兼营渔猎与采集。《尚书》以《虞书》开篇将尧舜的虞国置于夏、商、周之前,《礼记·礼运》所描写的大同世界在禹、汤、文、武、周公之前,尧天舜日只能是新石器定居农业文化时代。

      以黄帝为象征的游牧文化进入中原才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篇章:由玉帛古国进入王国和帝国时代。商人的祖先有易以牧牛或贩牛为业,说明商人已受到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商代羌人以养羊为生,已经是准游牧民族。商朝屡次迁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可能与其本身的游牧特性或受游牧民的袭扰有关[17]。商朝大体上是一个定居农业王朝,但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夏朝的都城至今难以确定,亦可能与其游牧特性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证据揭示夏与戎、狄或土方、鬼方有关;而狄、鬼方的游牧特性是比较明显的。现代考古学研究表明东亚青铜时代始于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下层文化,从西向东由北向南发展,只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18];而黄帝传说故事绝大多数发生在青铜时代

      黄帝祭祀始于公元前420年前后的秦国。《汉书·郊祀志》:“秦灵公于吴阳做上畤,祭黄帝;做下畤,祭炎帝。”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中的黄帝有秦始皇的影子:“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秦国最早祭祀黄帝不是偶然的,黄帝实际上是秦始皇的榜样。黄帝崇拜盛行于战国秦汉之际,正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并试图统一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处。

      黄帝是传说中帝国的缔结者,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受到崇拜;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的缔造者,蒙古民族的祖先,也受到尊崇。黄帝和成吉思汗既是民族祖先又是游牧英雄,祖先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英雄祖先才会受到格外的尊崇。黄帝与成吉思汗遥相呼应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文化没有本质的区别,均以定居农业文化为特征,草原游牧文化后来居上,两者结合才形成了中国文化,建立了中原王朝,孕育了中华民族。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16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2]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1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3]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3―4期。
[4] 王明珂:论攀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2002。
[5] 唐善纯等:释黄帝,《文史知识》1988年9期。
[6] Joseph Fletcher: 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 Journal Asiatic Studies, V.46 N.1, 1986.
[7] 翁独健、亦邻真:成吉思汗,《百科知识》1984年6期。
[8]《黄山图经》载“黄山旧名黟山,乃轩辕黄帝栖真之地”。唐玄宗李隆基下诏改为黄山,此地留传“轩辕车会”。
[9] Shaughnessy, E. 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riot into China, Harvard Journal Asiatic Studies, Vol.48, pp.189-237,1988. 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
[10] 李济: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5年。
[11]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2辑。
[12]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13] 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47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
[14] 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1期。
[15] 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二),中华书局,1988。
[16](法)布鲁丁、(俄)伊万宁著:《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 杨升南:殷人屡迁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1986年。
[18] 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东亚古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

作者: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出处:《论草原文化》,501-514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
 楼主| 发表于 2019-4-10 13:09 | 显示全部楼层
田昌五先生在1993年所著的《华夏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就说到:“太昊、少昊和蚩尤属古夷人集团的宗神,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是大汶口文化及北辛文化;炎帝是古氐羌之宗神,考古文化上的反映是仰韶文化及大地湾、老官台文化;黄帝是北方古戎狄的宗神,考古学文化不能确指,但已有线索”,实在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见解。现在的考古和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在一步步证实他的论断的正确性。可惜田老先生在2001年已经仙逝,如果他能活到2011年石峁遗址发掘以后,或许他就不会说黄帝在“考古学文化不能确指,但已有线索”,而会像沈长云先生一样大胆指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吧!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22:21 | 显示全部楼层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记载:“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一般认为晋公子重耳所奔之狄为白狄,而廧咎如都知道是赤狄的一支。这说明白狄与赤狄不和,互有攻伐。或许,这就像赤术与察合台、窝阔台与拖雷之间的兄弟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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