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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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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6 2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8-11-26 23:34 编辑

作者简介:李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文章原刊:《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所谓文明,叶斐定义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①。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在口头叙事与文献典籍之外,山川形胜、传世古物、宗教仪式、生活技艺都可能成为传承社会记忆的载体。对早期中国而言,《尚书》、《诗经》等早期经典是周代邦国与贵族社会共享的文化传统。文献典籍中的三代文明观,是先秦国家追溯历史、阐释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时使用的基本时空框架。因此,寻找三代王朝的史迹一直是中国考古学核心议题之一。
       先秦文献中,三代历史传统的开端涉及以下内容:一、圣王纾解水患,奠定早期王权;二、冶金发端,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的象征;三、以晋南盆地和伊洛河谷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格局;四、禹迹天下观。虽然传世文献书写的时间与它们所追述的事件间隔千年,但是它们关于过去的记述可以通过考古学手段独立考察——这些文献与传说,哪些内容是来自三代早期的社会记忆,哪些又属于后代所创造的政治传统?通过拉长历史研究的时间框架,本文尝试在考古与文献聚合之处观察早期中国社会记忆的传承,并寻找经典传统发生的时代和动因。
       本文首先使用聚落考古方法建构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两千纪中期早期中国政治格局。然后,通过考察商代的社会结构探讨商代以前的历史遗产的传承。最后,从考古学角度检视文献记载周王朝建国叙事中政治地理的布局与商代之前政治空间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对社会记忆的研究过程中,本文关注的是空间范畴和辨识度的变化:从何时开始,历史地理与聚落考古分布特征出现高辨识度的契合?这涉及在考古重建的长时段历史与文献经典之间寻找承载社会记忆的时空交叉点。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6 22: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9-1-4 14:00 编辑

                                                                      一 龙山时代政治格局

   (一)龙山转折——政治实验与互动网络的拓宽
       本文所指的龙山时代以良渚社会的崩溃和陶寺早期为开端,以二里头崛起的时代终结。这段时期政治发展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政治实验和互动网络的拓展。华翰维把早期国家的形成视为一个政治实验的过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权的尝试,导致这些尝试成败的历史因素,以及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积累而成的历史传统②。无论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所发明的过去,对历史遗产的强调显示出政治实验这个概念兼顾了个人的行动力和文化传统的力量。
      龙山时代的政治实验在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交汇的框架内发生。张光直提出的史前中国互动圈,珀赛提出的连接西南亚与中亚城市的亚洲中部互动圈,本文基于寇尔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研究之上提出的联接草原和林区牧人与渔猎采集者的北亚互动圈,在阿姆河、阿尔泰山、河西走廊、阴山沿线交汇,构成广义的龙山世界(图一)③。三个互动圈的交汇联接起迥然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网络。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西南亚青铜时代中期城市间贸易网络的成熟,中亚农牧绿洲城市的发展,畜牧、牛车运输和矿业的扩展共同导致欧亚草原社会流动性上升。两河流域农牧城市国家,以及印度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青铜时代城市,通过交易青金石、绿松石、红玛瑙珠、冶金原料、象牙、海贝等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并有楔形文字文书与印信往来。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适合灌溉农耕与富有矿藏的地区都得到开发,并存在瑟拉子姆、绍图盖等来自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的贸易据点。位于草原与中亚之间的泽拉夫尚山谷,因为富产多种金属矿藏而成为公元前三千纪重要的资源输出中心。在这些中亚绿洲城市周围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与居址,显示这里成为欧亚草原与西南亚城市经济网络交汇之处。
          龙山时代三个互动圈.jpeg
                                                               图一 龙山时代三个互动圈示意图
       欧亚草原与林区渔猎社会之间的频繁交流,使得北亚物质文化风格逐渐趋同,并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形成分布广阔的安德罗诺沃物质文化传统。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开始的阿尔泰北麓林区冶金活动,到前三千纪末发展成为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具有代表性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分布范围涵盖西到芬兰、东到南阳盆地的广阔地域④。中亚、北亚的冶金传统随着这个技术与交换网络进入河西走廊、鄂尔多斯以及富有铜矿的晋南与江汉地区,其合范铸造技术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发端。
       中亚、北亚与黄河中上游史前社会的往来在马家窑文化晚期已现端倪。青海柳湾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多座墓葬中,已经出现三角斜线纹与锥点纹装饰的桦皮矢箙,显示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沿线已经存在交往,北方渔猎民族与农业社会之间的毛皮贸易,可能是这种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⑤。随后,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墓葬中陆续出现货贝、石仿贝和铜制品,这些现象出现的背景是甘青农牧社会的繁荣所带来的人口流动与远程交往上升⑥。此后,这些区域间交往的拓展导致冶金技术传统、畜牧与麦作等技术在龙山社会的传播。
       龙山世界中三个互动圈的交汇,导致结构完全不同的社会得以沟通,并拓展了地理、贸易、技术、宗教等知识。复杂的地貌特征、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又促使交汇区内各地社会作出不同的技术选择。其中,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中亚、西南亚、印度河流域城市社会的发展,为当时的互动网络赋予空前丰富的知识与技术多样性。这些青铜时代城市在公元前十八九世纪相继衰落后,直到公元前一千纪阿契美尼德帝国崛起,中亚才迎来第二次城市化的潮流。
       龙山时期也是一个气候、生态与生业经济意义上特殊的时代。此时正值全新世气候史上的异常波动期。综合不同分析手段重建的全新世气候纪录显示,全新世大暖期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终结,气候转为干冷。其中,从公元前2400年前后开始太阳辐射的改变导致亚洲季风的减弱,出现历时约五百年的气候异常。其间数度出现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⑦。降水在持续干旱之后发生至少两次大规模逆转,这种现象对黄土高原地貌的破坏性尤为明显——持续的寒冷干旱造成植被减退,在暴雨来袭时,河川流速、流量都超过以往,形成直接威胁河谷与山前聚落的洪灾。同时,黄土的易蚀结构加剧了植被退化后的土壤流失。大量携带泥沙的洪水到达盆地与平原地区时流速减缓、泥沙沉淀,导致下游河床淤塞,河水溢出堤岸威胁平原地区的聚落与耕地。在黄河上游的官厅盆地,中游的关中盆地、洛阳盆地,以及黄土高原河谷都发现过这类洪灾遗存。
       两种洪灾成因互相关联,对河谷与平原聚落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此类灾变的蔓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灾变规模的扩大可能造成人员的离散迁徙,被迫放弃一些传统生存地区,向有安全屏障的河谷和高地集聚,改变传统的文化分界。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变,可能导致了公元前2300年前后,即龙山时期的肇始阶段,良渚和石家河等长江中下游聚落中心的崩溃。在西北和黄土高原,气候干冷促进了畜牧经济的拓展。从河西走廊到阴山—河套—鄂尔多斯,再到西辽河流域,玉矿、金属矿脉、盐湖、草场等资源分布地带成为不同经济形态的社会群体交汇之所。
       气候变化改变了龙山社会中政治发展的格局与走向。在这个变化中的框架之内,地形特征、社会回应、经济对策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发展轨迹。尽管对各地社会如何因应这场危机缺乏深入了解,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聚落考古观察龙山时期几个主要政治舞台之上以早期都邑为中心的发展轨迹。早期都邑指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并出现政权发展、社会分化、财富集中、重要建筑、物质文化与技术的多样性以及远距离交换的迹象。周围城镇的出现伴随着早期都邑的繁荣,共同形成包含不同层级的聚落型态。建立王权与国家的尝试可能反复在这些早期都邑中发生。随着政治实验的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些尝试为后代社会留下持久的社会记忆与历史遗产。


  (二)高地龙山社会的崛起
       本文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个概念来概括太行山脉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聚落与相关考古学文化及地方类型。考古学文化强调器物群的排他性,而以自然地理定义的高地龙山社会强调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与各种交往。黄河及其支流成为维系高地龙山社会共同传统的纽带。虽然黄土高原复杂的地貌导致诸多风格流变,各地共享以鬲、斝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高地陶器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并共同参与以龙山玉器为标志的交换网络与宗教传统。
       自公元前2300年起,包括汾河下游河谷与运城盆地的晋南出现空前规模的人口集中⑧。陶寺遗址墓葬总数在一万座以上⑨,其中最复杂的一组叠压打破关系涉及一百八十五座墓葬,为中国历代墓葬所仅见⑩。墓地规模显示,陶寺居民总数远远超过当时其他龙山遗址(11)。如果以拥有两万座墓葬的曲村为参照,陶寺人口的规模大致相当于这座西周都邑的一半(12)。陶寺遗址绝大多数墓葬朝向崇山主峰,表明随着早期都邑的成长,当地社会形成一套以崇山为中心的山川信仰,帮助陶寺大量集中的人口建立新的宗教传统与社会认同。苏秉琦指出,崇山南、北两侧的龙山聚落,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聚落群(13)。晋南长约五十公里的汾河谷地之中的这个环崇山聚落群成为龙山社会中人口最稠密的区域。这里发现的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可能体现了当时大型政治联盟的形成。
       除了庞大的人口规模,陶寺体现出社会分化、文化多样性与政治不稳定性等特征。以陶寺为首的晋南龙山社会,汇集来自辽东、山东、江淮到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物质文化传统。相较于龙山时代之前的墓葬随葬物品大量重复的特点,陶寺早期的高级贵族墓葬体现一套更加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葬俗,墓主佩戴绿松石镶嵌腕饰,置身铺满朱砂的木棺之中,随葬乐器与丰盛的漆木器、彩绘陶器。苏秉琦用“王者之气”这个概念来描述陶寺早期统治者用物质文化来昭示权力与威望的尝试(14),并不纠缠于酋领与君王之间的类型学差别。陶寺早期墓葬出土的鼍鼓、石磬是三代贵族音乐的滥觞。这些三代文明核心符号的发端显示陶寺在早期中国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陶寺南北的次级中心都有发现以彩绘陶器和玉石兵器为主要陪葬品的墓地。类似的遗存出现在高地社会周边的河谷走廊,例如中条山南麓清凉寺墓地和太行东麓的汤阴白营遗址龙山早期遗存。
       陶寺遗址规模在中期  全盛。M22大墓规模与殷墟妇好墓、三门峡虢季墓等商周高级贵族墓葬相当(15)。但是它的结构与商周时期不同——墓室四周设置十一个壁龛,用于陈设食物、彩绘陶器、漆木酒器、玉器等。大墓在下葬不久即遭盗毁,残棺周围散布的绿松石镶嵌残片,盗洞内遗留的货贝,显示出陶寺早中期社会已经参与了前述自马家窑文化晚期开始形成的跨区域互动网络。附近拥有一千五百多座墓葬的下靳墓地,也出现佩戴绿松石镶嵌白石贝腕饰的墓葬,如M76。在陶寺与石峁墓葬中发现的铜玉合璧制品,进一步显示高地龙山社会与中、北亚冶金社会的间接交流以及物质文化领域的融合与创新。
       陶寺晚期遗存呈现出跨区域交流逐渐上升的特点。其中,M3296墓随葬的铜铃是金属响器首次在古代中国出现,并为后来的二里头贵族文化所传承。一只陶扁壶上的朱砂题名,书写形式与结构已经非常接近殷商甲骨文(16)。城中暴力行为遗留下的证据、贵族墓葬与宫殿建筑的系统毁弃,集中反映出晋南政治结构的脆弱性(17)。
       陶寺中晚期之间的变故,伴随着来自晋陕高原中北部的各种肥足鬲和单把鬲为主的器物群的上升,以及牛羊畜牧的增长(18)。因此,陶寺及其周边遗址在晚期发生的政治动荡,可能源于黄土高原的政治势力对晋南盆地的渗透(19)。这促使我们把视角转向高原社会。这里黄河支流河谷贯穿高原,形成连接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晋南盆地的重要通道。作为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的交界地带,物资的交换、人群的往来、政治势力的冲突在其间反复上演。而四千多年前,南北的折冲在这里造就的不是军事边界,而是一个规模与陶寺相当的新兴宗教与政治中心。
       由三重石墙所环绕的石峁山城,建于秃尾河畔高低错落的黄土台地之上(20)。其核心遗迹皇城台高达七十米,至少十一层,其上布满大型宗教与政治聚集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包括陶器、玉器、人兽骨骼以及壁画碎片。皇城台附近分布有高规格的石墙建筑和贵族墓地,其大墓规模及格局与陶寺M22接近,并建有壁龛。
       另一核心建筑是位于山城内制高点的东门。这里远离西面河谷内的交通要道,规模宏大的石筑城门建筑群朝向沟壑纵横的旷野。东门石墙上曾装饰有彩绘几何纹壁画、石雕人头、坐像、立像以及大量玉器。门地道下发现多个人头祭祀坑。这些独特的遗迹和选址特征共同显示强烈的宗教性特征——东门不仅是城郭的入口,而且是仪式之门。这些新的仪式场景表明,一个大型宗教与政治聚集的中心在陕北形成。
       石峁遗址内墓葬和祭祀遗迹曾经埋藏数以千计的玉器。东方西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淮流域,西方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南方江汉流域后石家河龙山文化作坊都有玉制品流入,反映了龙山时代交换网络的扩展。无论是埋藏于特定地点,还是系统地插入石墙,石峁玉器的使用特征是营造与界定神圣空间。虽然中国史前社会使用玉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作为贵重物品随葬于长江下游的贵族墓中,但以玉器祭祀山川的做法,在龙山时代出现并开始在各区域社会中广为传播。
       造型方面,高地龙山玉器群结合东方社会传统形制和新创造型。陕北石峁、芦山峁等遗址不仅使用良渚传世玉琮,还使用来自各地龙山作坊的仿制品(21)。同时,石峁遗址的仪式性活动中大量使用玉牙璋。早期中国许多考古遗址的埋藏场景显示玉牙璋的出现与山川祭祀仪式有关,例如沂南罗圈峪的丘陵石缝、洛汭花地嘴的祭祀坑、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的河畔祭祀坑。玉牙璋和相关仪式的扩散,可能体现了一种新的宗教网络的跨区域传播——在这种宗教传统中,这些玉器被用作祭器来召唤山川形胜中的超自然力量。
       石峁发现的人头石雕、坐像、岩画、货贝、绿松石珠、鸵鸟蛋壳、铜齿环以及大量散布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社会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从图瓦至贝加尔湖一带,阿尔泰山林区牧民与渔猎社会盛行在山上营建兼具宗教与防御功能的石城,其中遗物属于奥库涅夫物质文化传统(22)。这些山城是林中百姓举行仪式聚会与祭祀的重要场所,其中包括人兽牺牲,以及将石雕人像、人头、浮雕立石筑入石墙的传统(23)。
       石峁和陶寺发现的铜制品,与欧亚多金属冶金技术传统的扩张,特别是针叶林区合范冶金技术向东南传布的时空趋势相符。作为历史悠久的欧亚冶金网络的东端,北亚渔猎社会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就出现冶金活动。当地工匠掌握包含陨铁在内的多金属冶金知识,并在三千纪末发展出造型简单但技术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24)。当这些物品、技术与畜牧经济沿着高原河谷南下之时,以陶鬲为代表的高地龙山传统也向北渗透。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朱开沟、石峁所见的蛇纹陶鬲已经频繁地出现在从蒙古到贝加尔湖畔的北亚石棺墓中,揭示出黄土高原与北亚草原和林区之间的跨区域交换与人口流动在游牧经济出现之前已经颇具规模(25)。

   (三)东方低地龙山社会
       低地龙山社会延续了从裴李岗时代以来数千年未曾中断的用鼎传统。随着良渚与石家河两个长江中下游主要宗教与政治中心的瓦解,贯通东方平原的淮河流域成为低地龙山社会发展的中心舞台(26)。从桐柏、嵩山到泰沂山区南麓,淮河流域支流河谷构成密集的交通网络,连接周边龙山社会。同时,淮河流域社会在东方物质文化的扩散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良渚、山东、后石家河龙山玉器可能通过淮河流域到达黄土高原。
       在淮河流域的西北角,瓦店、王城岗、古城寨、平粮台等龙山晚期城邑兴起于嵩山南麓河谷和周边平原。颍水河谷中的瓦店(面积约一平方公里)是淮河上游最大的龙山都邑,并与长江中游地区与高地龙山社会交流频繁。淮河流域北部的山台寺遗址发现作为祭祀牺牲瘗埋的九头黄牛与蛋壳黑陶残片共存,显示来自高地社会的家畜被引入东方社会以猪为主的传统宗教仪式(27)。这个发展对以牛、羊、猪为中心的三代祭牲传统的形成尤为重要。
       在淮河流域的东北角,两处重要的龙山都邑尧王城(面积约四平方公里)和两城镇(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兴起于鲁南海滨的日照盆地。当地物质文化体现出的连续性,说明这两处龙山都邑是以陵阳河等大汶口晚期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当地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同时,鲁北城子崖、桐林等一群中小型龙山城镇一线排开,并通过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保持海上交往。这些龙山城镇可能各自为政,也可能形成以鲁南两个都邑为中心的东方政治联盟。
       山东龙山社会的墓地虽然远不如陶寺墓地规模庞大,但也呈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墓葬随葬猪下颌骨、獐牙等做法延续裴李岗时代开启的仪式传统。快轮制作、陶胎极薄的蛋壳黑陶承袭自当地大汶口社会。尹家城等龙山墓地与高地龙山社会一样频繁出现破坏贵族墓葬的情况,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动荡的证据。临朐西朱封三座大墓规模与陶寺大墓接近,拥有彩绘棺椁、边厢和精美的酒器,墓主可能属于当地龙山聚落领主。西朱封大墓出土的白玉镶嵌绿松石头饰和两城镇贵族墓葬出土的绿松石镶嵌腕饰,与陶寺与下靳出土的绿松石腕饰制作工艺相同(28)。这种绿松石镶嵌腕饰的分布范围从黄河上游到山东沿海,体现了龙山世界各地贵族之间密切的交往。这个技术传统后来为二里头和殷商王室作坊所继承,成为三代文明贵族艺术的核心内容之一(29)。此外,两城镇遗址早期调查发现的环纹货贝在海洋资源丰富的良渚和沿海贝丘中都未曾出现,更可能是通过高地龙山社会辗转而来(30)。山东的璇玑造型玉器也揭示出渤海沿岸龙山社会与石峁之间的密切往来。
       淮河流域以北,焦作西金城、辉县孟庄、安阳后岗、汤阴白营、邯郸涧沟、任丘哑叭庄等一系列龙山城镇沿太行东麓平原分布,并成为太行两翼龙山社会交往频繁的地区。白营、哑叭庄等龙山城镇遗址的陶器群,汇集黄土高原、淮河流域以及山东半岛的作品和制作技术(31)。西金城与孟庄城址都发现大规模洪水破坏的痕迹,可能是气候波动与地形特点交叉作用的结果。

   (四)龙山时代的核心特征
       从考古学角度看,龙山时代是一个灾害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的落幕与高地龙山中心的崛起是龙山时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融合多生态区、多经济形式与多区域文化形成的龙山知识体系与技术传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知识前提。龙山都邑中早期王权的发展可以从这个拓宽的知识体系中选择新的符号、造型与技术来创造新的政治表达方式与礼制传统,使得龙山社会成为形塑新兴传统的辐辏之所。其中,青铜、文字、货贝、骨卜与牛羊牺牲的使用成为三代文明的核心传统(32)。
       连接关中、伊洛河谷与江汉的商洛走廊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矿冶知识南下的通道(33)。公元前二千纪初,具有甘青齐家文化特征的高地龙山陶器群通过关中沣西、蓝田泄湖、商洛东龙山,到达商洛走廊南端的淅川下王岗和郧县辽瓦店子(图二)(34)。下王岗发现的一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显示欧亚冶金技术已经伴随齐家文化的南下延伸到富藏绿松石与铜矿的汉江流域(35)。无论逐渐积累还是系统勘查,矿藏知识的汇集构成青铜时代王权的知识基础。
            陶多耳罐.jpeg
                                                                          图二 龙山时代陶多耳罐
                 1.青海柳湾M114出土 2.商洛东龙山M43出土 3.河南淅川下王岗出土 4.湖北郧县辽瓦店子G21出土

       剧变的社会以及壮阔的山川形胜,为创造具有政治与宗教意义的传说提供最佳的脚本。尽管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是根据传世文献的线索展开,随后的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与钻探证实陶寺的确是龙山时代晋南盆地的中心聚落。从发现至今,陶寺与传说时代唐、夏政权的关系一直是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36)。传世文献中的历史地理线索、碳十四测年、陶器编年,为上述讨论提供了基本的时空轮廓。
       类似的情形亦发生在其他龙山都邑。颍河河谷中的王城岗和瓦店,淮河中游的禹会遗址都坐落于文献传说中的热点地带(37)。禹会祭祀遗址的大型夯土长台正对淮河穿越涂荆二山之间的豁口。长台的建造过程使用不同色泽的土层形塑出起伏的表面与交叉的土岭,台上曾燃有火焰,台基留有用于安插旗杆或木柱的长排柱洞,周边大量散布祭祀与宴饮活动遗留下的陶器与兽骨。其造型复杂的陶器群显示仪式的参与者来源甚广(38)。淮河干流穿山而过的壮丽景观使这个布莱德利所谓“有重要文化意义的自然形胜”成为古代社会宗教朝圣或政治聚会的理想选址(39)。
       考古材料的持续积累和年代学细化加深了我们对考古分布特征与文献传说两者关系的了解。龙山时期之前与之后的社会记忆,在时空框架的辨识度上出现重大变化。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良渚,在规模上比陶寺、石峁等龙山中心更庞大,财富更集中,社会结构也更稳定。然而,文献中未留下关于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的线索。在神话传说中我们也很难辨认出与良渚神徽相关的宗教与政治传统。相较之下,《史记·晋世家》对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传说政权唐的历史地理描述,可以达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这样具体并与晋南龙山时代聚落考古特征高度重合的时空范围。晋南盆地成为周人传说叙事的重要场景,公元前三千纪晚期是传说时代故事集中发生的时段——这是讨论古典文献中传说叙事的基本坐标。下面的议题是龙山时代政治和宗教遗产如何为青铜时代中国社会传承,并成为周人历史知识的源泉。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6 22: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8-11-27 19:55 编辑

                                                                   二 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兴衰

   (一)二里头时代——洛阳中心政治格局的形成
       公元前十九世纪前后,晋南、山东、颍河流域龙山都邑相继崩溃,各地出现大幅度人口下降(40)。在晋南,后龙山时代遗址的数量稀少与庙底沟-龙山时代遗址的密集分布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山东在龙山中期之后开始陷入持久的衰落中,当地岳石文化遗址数量稀散,物质文化也出现明显的衰退(41)。此番巨变对早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影响深远,我们对龙山社会的崩溃过程与原因尚没有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世文献也没有留下相关传说线索。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崩溃会导致社会记忆的中断与失散,但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文化延续的考古证据。
       随着陶寺、王城岗、瓦店、尧王城等龙山城邑的相继衰落,早期中国主要政治舞台开始向嵩山西麓的伊洛河谷转移。先是淮河流域上游出现新砦古城(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其复杂的物质文化与陶器传统显示出来自南北和东方各地势力的整合。随后,洛阳盆地内出现与新砦规模相当的花地嘴遗址。这里发现大量祭祀坑,埋藏有精致的陶器、大型朱绘陶瓮以及人畜牺牲。祭祀坑中黑玉牙璋的发现揭示出其与龙山宗教传统紧密的联系(42)。花地嘴坐落于邙山之尾的台地上,俯瞰伊洛河穿山入黄河,是洛汭形胜的一部分。地貌学调查显示洛阳盆地在龙山时代曾经历了大规模洪灾,花地嘴的发现可能  与山川祭祀活动有关(43)。新砦和花地嘴使用时间都不长,在公元前十八九世纪前后伴随二里头的崛起而相继衰落。
       在龙山时代的政治格局中,嵩山北麓的洛阳盆地处于高地龙山社会与淮河流域之间的过渡地带。二里头遗址(面积约三平方公里)由许多环绕于嵩山地区甚至外围来源更广泛的社群聚合发展而成。二里头的炊具主要包括当地的深腹罐,来自关中盆地和商洛走廊的花边罐,以及嵩山南麓淮河支流河谷的各种陶鼎(44)。陶器制作也结合不同地区的技术,例如二里头一期在高地花边罐造型的鼎身上侧装三角形鼎足,是移民社会中物质文化和工艺传统重新整合的产物。
       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2002VM3)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铜铃、贝胄、鼓、圆铜牌(铜镜)是北亚萨满巫师常用的饰物与法器,它们的出现是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早期中国辐辏聚合的证据。
       矿业的拓展是二里头青铜冶炼与绿松石加工业兴盛的前提。二里头遗址青铜、绿松石作坊与宫殿区的紧密布局,显示当地政治权威对贵重物品生产的掌控。二里头遗址的早期青铜器制造工艺源自草原、林区、中亚三地交汇区域中出现的合范铸造技术,是欧亚冶金网络的东亚延伸和本地创新。除传统造型之外,二里头陶器与铜器包括一些新出现的特殊器形,例如长流爵、管流爵和封口盉,显示出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交汇的大背景下宗教仪式与宗教体验的拓展,并因此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直接来源。
       在洛阳盆地之外,二里头在其近畿地区以及连接长江中游与晋南盆地贸易网络的沿线要地兴建了一系列据点。这种扩张可能与二里头政权控制金属矿藏、绿松石、盐、朱砂以及其他重要的自然资源有关(4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二里头据点都很小,其几万或十几万平方米的规模与之前晋南盆地数百万平方米的龙山都邑不成比例。这个现象揭示出龙山社会崩溃留下的深远影响——晋南政治中心的衰落,使晋南盆地从一个龙山社会发展核心地区变成黄土高原社会与新兴中原政治势力之间的中间地带。晋南人口衰退的现象持续到公元前一千纪初天马-曲村的建立才得到逆转。
       二里头重视青铜礼器的生产,以及向中条山和江汉产铜地区的扩张,表现出三代文明一个重要传统,即以金属矿藏为核心的政治山川观念的形成。前述齐家文化特征的器物群沿商洛走廊进入江汉流域的分布特征显示这个过程在龙山晚期已经开始,并在二里头时代形成颇具规模的知识体系。作为第一个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早期政权,二里头的影响力兼跨晋南盆地、伊洛河谷、淮河流域——该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原中心政治格局初步形成(46)。

   (二)二里冈时代——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巩固
       商王朝的出现标志着太行山东麓河内政治势力的崛起。在田野考古中识别商代聚落,并对其分期断代,主要依赖对高地社会日用炊具陶鬲的类型学观察。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晋中风格的陶鬲跟随沿着太行河谷廊向东迁徙的高地居民出现于太行山与古黄河下游河道之间史称河内的狭窄平原。从太行西麓的太原盆地到东麓的河内平原,我们可以从杏花村、白燕等遗址看到高地龙山制陶传统的发展,以及与下七垣文化陶器传统的连续性(47)。相较于二里头遗址的技术与政治发展,河内下七垣文化聚落之间体现出紧密的联系,但鲜少发现中心都邑的迹象,也没有发达的冶金技术。
       这个下七垣文化器物群是黄土高原陶器传统第一次系统地出现在低地平原。二里头三、四期遗存中陶鬲的数量明显增加,显示河内对洛阳盆地的渗透。四期后二里头遗址的衰落,伴随而来的是二里头遗址东邻偃师古城以及洛阳盆地以东的郑州古城的兴建。偃师与郑州的陶器组合都以下七垣文化的陶鬲为核心,表明洛阳盆地内外物质文化与政治的变化是由河内政治势力,沿古黄河南下,进入洛阳盆地,征服二里头政权造成的(48)。
       作为新兴政治中心,郑州政权继承了二里头的技术知识、人力资源与政治经验。以陶鬲为核心的二里冈文化从郑州向外扩张,分布范围西到关中、南到湘西、东到鲁中、北到燕山。自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偃师与郑州古城兴建起,至公元前二千纪末殷墟废弃止,这种陶鬲表现出连贯的风格演变,其分布时空特征与文献中对商王朝的描述基本重合。因此,政权更替是对考古学所见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洛阳盆地内外所发生的政治与文化变局的合理解释(49)。
       许多迹象表明二里头的政治网络和地理知识为早商的军事扩张提供了蓝图。在望京楼、垣曲、东下冯、东赵、盘龙城等遗址,许多早商据点兴建于二里头聚落之上或近旁。郑州的商政权还通过盘龙城据点的设立,巩固并拓展了对长江中游铜矿区的控制。早商向太行两翼与山东的扩张进一步突破了二里头政权的格局。商王朝物质文化融合了两个区域传统。一方面,商人的扩张彻底打破了龙山时代以来高地与低地分别以鬲、鼎为代表的文化区隔。陶鬲技术与风格的连贯性来自制陶技术在族群内的传承,也是商政权以器用巩固其文化特征与身份认同的措施。另一方面,二里头政权消亡之后,商人贵族文化沿用了二里头铜鼎造型与铸造技术。郑州冶金作坊制作的大型青铜方鼎,已经成为商王朝政治与宗教权威的核心象征。同时,商人工匠能成熟地使用绿松石镶嵌,并掌握包括陨铁在内的欧亚多金属冶金传统。正是这些技术使商文明在殷墟时代达到三代物质文化的巅峰。

   (三)殷墟时代——重返河内
       早商王朝在迅速扩张后频繁迁都,最终返回河内平原的殷墟。殷墟发现的宫殿基址、各类作坊、王室大墓、大规模人畜牺牲、甲骨卜辞,为文献有关殷商王朝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证据。武丁之后,殷商王朝相继放弃早商在关中、晋南、洛阳盆地、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设立的据点。在江淮和关中,因早商扩张而出现的二里冈上层文化陶器群,为风格各异的地方传统所取代,而这些地方传统常常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然而,在晋南和洛阳盆地内,早商据点撤离后,晚商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都急剧下降——商人与黄土高原上的高地政治势力之间的持续冲突使晋南盆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50)。
       殷商对洛阳和晋南盆地的放弃意味着二里头所建立、郑州政权所巩固的中原中心格局的解体。从聚落考古学角度看,河内位居高地社会边缘。殷商王朝政治重心向河内的回归,使其在空间上进一步远离晋南和洛阳。这种政治格局与历史地理特征对理解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和周人灭商之后以三代历史地理为蓝图的建国叙事有关键影响。

   (四)在空隙中传续的历史传统
       吉德炜曾以多孔的瑞士奶酪来形容晚商政权结构——在商人军事据点之间和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带,仍存在许多非商政治和文化传统(51)。这个比喻,有助于理解商代之前的政治遗产如何为周人所继承,即便是在早商势力极度向外扩张之际,那些反抗商人统治的政治势力,或是位于商人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高地社会,仍然在传承龙山时代的政治遗产。在黄土高原,龙山时代的重要中心石峁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依然存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建筑、以陶鬲和彩绘陶器为中心的制陶业都继承了高地龙山社会的文化特征。
       许多证据显示高地社会存在与商为敌和与商联盟的两种势力。在武丁王室卜辞中,妇好曾经率军队讨伐西部高地的敌人。妇好墓双壁龛的特殊结构和随葬器物特征,都显示妇好可能是一位与商王联姻的高地贵族妇女。浮山桥北先族墓地也可能代表晋南盆地北缘与殷商王室关系密切的政权(52)。浮山以北的高原河谷分布的以李家崖、辛庄、高红为代表的山城遗址,很可能是卜辞中鬼方、羌方、土方和方一类的敌对力量(53)。从空间与制陶传统来看,其与高地龙山传统有传承关系,未曾被纳入二里头和商王朝直接控制之下。本文把这些区域社会称为高地记忆群体,他们与殷商王室史官共同成为周人多元历史知识的直接来源。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6 22: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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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代历史山川与周王朝的建国蓝图

      探究周人营建新天下秩序时使用的历史、地理知识谱系对理解经典传统中三代文明观的形成十分关键。公元前二千纪末兴起于关中盆地的周人,与太行东麓的商人一样拥有以陶鬲为主的高地炊具传统。两个政权分别兴起于中原的东西两端,从原来的边缘势力,先后向中原中心进发,成就政治霸权。相似的政治空间结构,促使周人采取与商人类似的建国策略——商人和周人均在被征服的前朝都城附近设置军事据点,以监管、控制前朝遗民。此外,商与周均利用前朝遗留下来的技术与人力建立新的国家。
      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历史地理背景也使他们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利用不同的政治资源,达成其建国使命。四个重要政治舞台的空间关系,即西边的关中,中间的晋南、洛阳,东方的河内,成为理解周人历史观的基石。从周人的关中视角来看,这四个地理单元呈现出时空倒置的排列次序——年代越早的政权距离关中越近,时间越晚的政权地理位置越远。陶寺与石峁位于关中的近东和正北;二里头位于更东部的洛阳盆地。殷墟最远,位于周原东方近千公里之遥的河内。这个大约有一千年时间纵深,一千公里空间跨度的   时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周人如何运用过去的知识营建与支持其政权的正当性。
      周原处于两个历史传统交汇之处。在南北轴线上,周原位于从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的高地网络中间。高地龙山社会的遗产为周人建立西土政治联盟和进行政治动员提供共识基础。根据周人的建国叙事,在定居岐山之前周人部落曾周旋于晋陕高原戎狄之间,这正是考古所见高地龙山社会石峁与陶寺政治发展的核心地带。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这里生活的鬼方、羌方等高地政治势力不与殷商共享政治立场与宗教传统。周人可以通过与这些高地记忆群体的交往了解高地龙山社会的历史遗产,宝鸡伯墓地与石鼓山墓地所代表的就是这类周人高地盟友,其随葬品的来源体现出这些贵族与川甘等高地社会的密切联系。
       在东西轴线上,周人以三代为核心的历史地理观是周王朝规划天下蓝图的基本坐标:周人首先一统关中盆地作为根据地,然后占领中间夏人故土,最后则征服东方的商王朝腹地(54)。灭商之后,周人推行的封建制度也是围绕夏、商、周三代空间架构完成。更遥远的东方和南方,则属于东夷和蛮族的世界以及他们的古老传说。
       从关于周人在位居中部的夏人故地营建两处政治中心的文献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代之前的政治遗产对周人政治秩序的影响。从考古角度看,殷商政治势力从中间两个盆地的撤出使得周人领导的西土联军可以直接进入河内王朝核心区域。同时,在关中和河内之间横亘两个无人盆地也使得西周政治版图面临东西分裂的威胁——三监之乱就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二次东征之后,周人对商遗民的强制迁徙与对殷商王室墓葬的系统盗掘终结了殷墟近两百年的都邑传统(55)。以河内平原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从此退出早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庄白窖藏铜器铭文显示西迁的微史家族把商王室的历史传承带到周原。了解这些知识的谱系有助于理解周人历史观的多重来源以及周人在历史的名义之下采取的政治措施。以下对文献与聚落考古特征的比较研究,显示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记忆为号召重建了晋南和洛阳社会,并借此恢复和巩固了中原中心的政治秩序。

   (一)“有夏之居”的洛阳盆地
       偃师商城废弃之后,殷墟时代的洛阳盆地中居民很少,没有任何大型聚落。克商之后,周人建国叙事里对天下之中在嵩山的历史空间定义,表明周人亟欲重拾商代以前的政治传统,通过回归以洛阳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来营建周天下。《逸周书·度邑解》描述了武王选址洛阳建立新都在宗教、政治与历史方面的考虑,“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今,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由于洛阳盆地紧邻太室嵩山,因此肩负维护天命的重任;又因其坐落于夏人故地,强调洛阳作为政治和历史空间的正当性。
       所谓求中,是对王权正当性的空间定义,而中原的概念随地中的认识而改变。在周人的建国叙事里,雒邑兴建于瀍河沿岸,这个区域也就是所谓中域。克商不久后铸造的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域”的表达显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的概念在周人克商时就已经存在。因此,周王朝的创建者们是使用一个历史的空间概念引导周人以封土建国的方式实现这个政治秩序,而不是根据其实际控制的地域,推算出来一个“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中心。
       天下之中的空间定义与有夏之居的历史认知紧密相连,而与殷墟卜辞中“大邑商”和《诗·商颂》“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所代表的空间秩序显著不同。从考古学角度看,周人选择在嵩山南麓王城岗城址附近设测景台,声称嵩山为天下之中,而非选择丰镐、晋南、郑州或其他位于周原与安阳之间重要的战略地点,表现出周人希望继承王城岗—二里头历史传统的政治理想。
       在经历公元前二千纪早期的繁荣和后半叶的没落之后,洛阳盆地再度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与关中的丰镐和岐邑一起成为西周王朝都城。迁商遗民入洛阳和关中,缔造了周原、丰镐、洛阳三个西周都邑手工业的繁荣。如果观察洛阳盆地内的聚落特征,我们可以发现时代间隔约五百年的二里头与西周雒邑在政治空间上的传承关系。对于被周人驱使来修筑雒邑的商遗民来说,王朝兴替的历史仿佛在这个已经沉寂几个世纪的盆地重演。

   (二)晋南夏墟
       晋南盆地的历史山川为探究龙山传统与周代政治之间的关系架设了桥梁。《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卫国的祝佗通过追述周天子把三位诸侯分封到卫、鲁、唐三地时颁布的册命来论述政德与辈分在礼制中的轻重。叔虞封地在夏墟故地,册命要求他以夏的政治传统和戎狄的法令治理高地臣民、测量土地、征收贡赋:“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段历史追述显示,周天子用山川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点作为建立军事据点和政治秩序的坐标。
       周人的历史空间叙事,以及用古地名与政权命名器物的做法,促使我们关注古人讲述故事的特定方式、道具与场景,以及关于特定地点、文物与族群的记忆形成的过程。周人对当地历史传统的重视,传达出占领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册封唐叔时周天子赏赐的镇国重器。另一方面,分封叙事中提及的唐与夏的历史遗产,则承认当地高地部族所继承的古代政治传统的正当性。
       在周代文献追述中,出现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唐是夏王朝之前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周代到西汉的数百年中,关于唐、虞、夏等早期政权领袖的传说逐渐被列编成一套系统有序的圣王名单,频繁出现在传世文献中。晋南盆地是这些传说中圣王故事发生的政治舞台。《水经注》描述的汉代尧庙就坐落在临汾尧都区南郊下靳附近。因此,在陶寺遗址发现之初,李民就提出陶寺与传说政权唐的联系(56)。
       浚县辛村与曲阜鲁故城的发现为卫国与鲁国封地提供了考古证据,而崇山南麓发现的天马-曲村西周遗址与晋侯墓地,则为晋国早期的政治中心。这为有关唐、夏墟的传说地望,以及史传唐叔分封之地,建立起时空联系。从崇山四周考古遗址的分布情况可见,坐落于曲村的早期晋国都邑为龙山时代的一些最庞大的遗址所环绕,而这里没有二里头到殷商时代的大型聚落(图三)(57)。这些发现展现了晋南深厚的社会记忆与丰富的考古遗存之间的高度契合。在晋国建国叙事中提及的夏墟,其历史原型很可能来自一千年前的陶寺及晋南大型龙山聚落群。
       曲沃盆地考古遗址分布.jpeg
                                                           图三 曲沃盆地考古遗址分布图
       曲村的发现证实周人通过封土建国重建晋南社会的做法。同时,大河口霸国墓地、横水倗国墓地的发现则揭示了曲村周围高地部族的遗迹。这些贵族墓地可能属于随周人迁入晋南而重返故地的高地盟友,也可能是《左传》里晋国封建叙事中封给叔虞的高地部族“怀姓九宗”——殷商时代晋陕高原鬼方集团的后裔(58)。过去的传说是这些高地部族重要的政治资源。虽然传世文献并未言明这些高地部族与夏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但《左传》封唐叙事中“启以夏政”的说法证明这些周人试图控制的高地部族视夏传统为重要历史遗产。这些考古发现支持《国语》对晋南盆地政治格局的描述,即“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这些高地部族聚落环绕着几个周人重要据点,共同占据着这个拥有复杂历史背景的地区。
       文献中零星记载这些高地部族对晋南历史遗产的继承——范氏追溯远祖为陶唐,先轸则可能是晚商先族的后人。墓葬传统也揭示出他们与周人的文化差别,晋侯墓地采用的是商周贵族常用的双墓道或单墓道大墓,但放弃了商墓使用腰坑的习俗。而曲村以东二十公里的大河口墓地却采用了高地龙山社会与商周的混合传统。霸伯墓墓室四壁上开设十一个壁龛的做法在周代之前仅见于龙山时代的陶寺中期大墓M22,可能是黄土高原窑洞居住传统的礼制化延伸。墓室二层台和腰坑则是商墓常见的做法,主要青铜器组合也与商周贵族基本相同。晋南之外,这种壁龛墓室在西周只在宝鸡石鼓山贵族墓地发现过,其墓主属于与周人联盟的高地贵族(59)。这些贵族墓葬传统反映了龙山传统在高地社会礼仪中的延续。
      大河口墓地墓葬结构与随葬物品显示霸伯和他的贵族们非常了解商周贵族礼制传统。大河口与曲村相邻,物质文化也显示双方多有往来。在晋国近畿展现与晋侯墓地如此不同的礼制文化显然是精心的选择——在有各地贵族参加的隆重葬礼活动中,通过把商周贵族礼制中不同内容纳入当地的古代礼制传统来昭示高地贵族对这块祖先故地的历史追忆。
       墓葬布局之外,晋南社会与过去的联系也体现在传世器物之中。曲村第二代晋侯燮父配偶墓(M113)中出土的青铜绳纹双耳罐,造型与陶寺出土的彩绘陶双耳罐十分相似,可能是仿古铜器或是传世龙山古物。陈芳妹指出,这件高地龙山风格的青铜双耳罐可能是作为高地贵族女性的嫁妆被带到曲村(60)。从物质文化角度来看,龙山社会双耳罐空间分布东到太行,西到甘青。除了曲村M113的发现之外,双耳罐没有进入中原青铜器传统。青铜双耳罐与商周青铜礼器一同随葬在晋侯墓地体现了当地贵族保持了高地龙山传统的社会记忆,器物造型的延续性也证明墓葬礼制上体现的差异并非偶然。它的作用如同叔虞封唐时从周天子处分得的镇国重器——代表着晋南高地部族的传世古物与唐和夏墟的故事一起传承。晋侯与高地贵族的联姻有助于巩固周人在晋南的统治
       大河口贵族墓葬出土的大宗货贝显示这些高地部族在跨越欧亚草原的货贝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草原社会的西端,这个时期东欧斯基泰人遗址中也大量出现货贝(61)。这两个东西呼应的货贝贸易网络的共源应该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沿岸,即珀赛所提出的连接西南亚与中亚的亚洲中部互动圈之内。正是由于这个草原交换网络的成熟,使得远离海滨的周王室与贵族得以在封赏与交换活动中大量使用货贝。这些现象支持《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高地社会“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的描述。
       以上考古证据显示,这些高地部族与高地龙山社会有渊源关系,并且参与西周社会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换。虽然大部分人口可能在晚商之前离开晋南盆地,但他们保持了高地龙山故土的社会记忆。通过征服定居于黄土高原的高地部族,并在重返夏墟的旗号之下把他们迁回到晋南,周人使得晚商以来已经人烟稀少的晋南盆地重现生机,并因此改变了周王朝中空的空间格局。
       这些高地部族在融入晋国之前不仅与周人关系友好,而且积极参与周人的政治事务。周人控制之外的高地部族则与晋国及其他诸侯国进行军事与政治角力。在晋南周边,精通冶炼的狄人掌握着中条山铜矿。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晋南盆地聚落分布特征所反映的政治格局,以及文献描述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族群分布的情况基本吻合。陶寺、石峁这些高地龙山都邑寓于山川、礼仪和器物中的社会记忆,定义了高地部族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并在周人的政治秩序下存续。

   (三)层叠书写的夏文明传统
       在周代文献追述中,兴起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的夏王朝是王权政治的开端。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可能与龙山时代的一系列政治实验有关。因此,龙山时代作为一个传说时代向三代王朝的转折,为周人提供了想象过去的基石。同时,考古材料也帮助揭示古代社会为达政治目的,如何改写过去的历史。
       周人文献中,夏朝史迹的核心地区是晋南与伊洛。《史记·吴起列传》中吴起对魏国历史地理的描述涵盖这两处夏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作为《左传》的早期传承者,吴起所描述的历史空间格局与前述周人建国叙事的时空框架基本一致。晋南、洛阳两盆地也是聚落考古所见公元前三千纪末到前二千纪前半政治发展的核心区域。但是,相对于杏花村—下七垣—二里冈—殷墟陶鬲传统的一脉相承,晋南、洛阳两盆地陶器传统差别显著:晋南主要炊器是源自黄土高原河谷的鬲和斝,而伊洛、颍水河谷则是源自淮河流域裴李岗传统的鼎。两地陶器群的差异对夏文化的单一性形成挑战,并揭示出周人的晋南、伊洛夏史传说可能拼合了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前二千纪前半不同地点的几段政治历史。这并不是说商人或周人凭空发明了夏朝的传说——为达政治目的而改写、创造社会记忆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王朝叙事的做法,可能在二里头政权形成前后已经开始,并持续发生。
       从公元前十八九世纪的二里头回溯陶寺、石峁建城之初的事迹,已经是四五百年前的传说。然而,龙山时代的遗产对二里头文明的形成有核心贡献。如前所述,二里头都邑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其中,青铜冶铸、绿松石镶嵌、贝胄、牙璋等源自高地龙山社会的文化因素不仅成为二里头贵族文化的代表文物,更是成为三代文明的象征。这些文化因素的传承,可能伴随着二里头政权对晋南龙山政治遗产的声索。与此同时,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嵩山周边王城岗、新砦、花地嘴等地所发生的故事也汇入其政治史,形成以晋南与伊洛两地为轴心的夏史传说。其中,嵩山南麓的王城岗龙山城址与陶寺、石峁中晚期都邑都已经进入传统文献中的夏纪年早期。
       二里头政权的建国叙事可从少康中兴一窥端倪。传说夏朝早期,淮河流域的有穷后羿势力入侵,导致夏朝国祚中断近一个世纪,直到少康复国。传世文献中关于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的说法都把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放在洛阳盆地。倪德卫曾根据文献纪年推算,少康中兴叙事背景是公元前十九世纪后半(62)。今天的考古测年显示这大致是龙山社会崩溃、洛阳盆地内外新砦和花地嘴陆续兴盛,以及二里头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田昌五、李伯谦先后提倡的二里头为少康复国之夏,符合当今所知的考古时空架构(63)。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曾经在国祚中断百年后成功复辟。如果我们不去追究少康传说的历史性,而把这个历时近百年的复国故事当作一个新兴政权的建国叙事,那么这个复兴夏祚的努力就是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治传统的开端——许多政权以夏为号,昭示其历史正当性。值得注意的是,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王朝“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按照年代推算,少康之前的叙事可能存在许多空白。少康之后的夏王名表,与之前相比,更加详细,表明公元前三千纪末的政治与宗教发展与公元前十九世纪之后的政治轨迹不一定连贯。因此,龙山社会崩溃之后重新整合、兴起的二里头政权可能没有声称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是在声称继承高地龙山遗产的同时,开启了洛阳中心的中原政治秩序和以铜鼎为政治与宗教权威象征的文化传统。
       在后代政治势力的介入与操控下形成的夏史传说,好比古希腊经过反复书写的羊皮纸写本,积累了不同时代的痕迹。如前所述,作为源出高地的政治势力,周人关于过去千年的历史知识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为二里头与商的中原政治传统,特别是殷商王室世袭史官。一为在中原王朝周边平行发展的高地政治传统,为羌人、戎狄等高地记忆群体所承载。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让周人可以依其不同的需求,诠释有关夏王朝的历史遗产。这种灵活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来自关中的周人何以能在三代历史的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相对持久的政治秩序与文明观。
       周天子的权势衰落后,各地诸侯可以利用不同版本的历史传说,来支持其政权的正当性。但是,周代社会中共享的历史传统也约束着篡改历史的空间。《左传》中魏绛、祝佗、子产等人都可以被视为本雅明所谓“讲故事的人”(64)。这些人善于通过讲述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来支持他们的政见,而他们对诸侯世系、地理、文物等历史细节的精确描述使他们的故事与主张令人信服。这些故事所维系的正是文化的层面上,周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
       传习典籍之外,对前朝遗民和历史场景的寻访是当时获得历史知识的重要来源。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见郯子的故事,讲述了传说时代东方少昊职官制度。传说时代的片段记忆成为建构政治理想的知识前提。作为殷人后裔的孔子,在比较三代历史传统的前提下作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选择。而《论语》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的记述,则体现出当时对古代社会记忆流失之自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季札听到唐风时用赞叹的语气表达了对传说时代的追念:“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这种音乐评论与《诗经》等典籍中的历史时空紧密相连。
     《左传·襄公四年》魏绛以少康复国的传说告诫晋侯勿好征伐,并传颂以“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开篇的虞人之箴为戒。三家分晋之后,魏绛后人以他的封地安邑为中心建立魏国,占据晋南腹地。《战国策》载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曾经在商鞅的怂恿下自称夏王。根据考古所见公元前三千纪以降晋南政治格局的历史沿革来看,魏国有关晋南夏地的说法源自晋立国于夏墟的政治遗产,而非战国时代的发明。
       如果我们认为商周政权创造了过去的历史,那么必须假定商朝之前的社会记忆与政治遗产被完全遗忘或者严重扭曲。然而,我们根据考古方法分析唐夏故地的政治空间格局,会发现这个前提无法成立。晋南与洛阳盆地均位于殷商势力的边缘地带。商人没有能力与机制将其创造的历史神话强加给那些从未被彻底纳入商人政治与宗教体系之内的高地族群。后起于关中盆地的周人也不可能为商人创造的历史神话背书。
       虽然殷商时代距离龙山时代已历时千年,祖先的事迹与世系是古代贵族社会的基石。高地龙山到二里头社会的政治遗产是周人与其高地盟友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周人不需要从一个历史的真空中发明一个早于商王朝的强大政权——过去的知识仍在山川形胜、典籍文物、传说故事中传续。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知识为基础,营建其以王朝兴替为前提的天命观。
       周人以伊洛与晋南之夏为正统的三代政治空间格局有助于巩固关中和河内的政治整合,它也导致关中盆地始终孤悬于三代文明空间的边缘,为高地社会包围。这种政治格局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和关中的沦陷(65)。周原青铜器窖藏的发现显示出这个变故对关中历史传统传承的破坏——随着周人祖先之地的沦陷,许多凭借宗庙陈列与铭文重器承载的社会记忆因此失散。然而,作为周文明的核心内容,早期经典与王朝的历史通过贵族教育在东周社会中传承,成为诸子哲学传统的知识前提。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6 22: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8-11-27 19:55 编辑

                                                                  四 禹迹:想象的文明空间

       “禹迹”——传说中夏禹主导治水所踏查过的地区——是一个广义的、周代邦国之间共享的文明概念。禹迹的观念在《诗经》、《尚书》等早期传世文献、西周燹公盨和东周秦公簋等青铜器铭文中都有涉及。其中《尚书·禹贡》篇是传颂大禹最具影响力的传世文献。它清楚地定义了禹迹世界的范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一个需要步行历时数月才能横跨的地理空间。在这个想象的文明空间中,《禹贡》的核心使命——导山导水、划分州域、描述地理、土壤分类、田地定级、列举纳贡的物品和路线等内容都凸显出宗教权威与政治理想的紧密结合。
       二十世纪早期,学者对《禹贡》成文年代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王国维、沙畹、葛兰言等学者认为《禹贡》在西周已经成型(66)。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则认为它是战国晚期大一统思想的作品。虽然学者们对《禹贡》的创作背景与时代看法不同,但共识是大禹传说来自古代宗教传统。由于这些论述都是在中国考古学发轫之时提出,双方都认为未来的考古学会提供答案。葛兰言甚至预言,在孔子时代之前,尚有几个更早的中国文明,等待考古发掘去发现。
       考古学为考察《尚书》等早期经典的形成过程和社会背景提供了一个大幅度拓展的时空框架和知识基础。李零指出:“把‘禹迹’当作中国早期地理知识、地理观念的一种拼凑版,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相当古老的思想。”(67)那么,这个古典文明的核心观念出自什么政治和宗教传统?西周社会继承还是建构了这套空间理想?《禹贡》的作者们在何种知识前提之上完成对地理知识的拼凑?
       邵望平通过对海岱地区史前考古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首次将对《禹贡》知识谱系的考察放在超越文献时代的时空框架中。她指出,《禹贡》空间界分与贡物描述中保留了大量龙山时代的讯息,九州观念的存在与变迁是战国诸雄分野的历史前提和依据(68)。本文对早期中国空间结构特征与技术知识的分析,支持邵望平以龙山时代为《禹贡》地理知识形成背景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禹贡》宗教传统源自龙山社会对严重自然灾变的宗教回应。这个宗教传统成为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探究它的兴起与传承对于理解经典的发生十分重要。以下从文字风格、空间结构、知识前提三个方面来讨论《禹贡》形成年代与地理观念来源。
       首先,文本风格和发展脉络显示禹迹和九州观念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已经广为流传。《禹贡》中“厥……惟……”句式接近西周金文的语法特征。这种句式在《春秋》等东周著作中已经不再使用。相较之下,《周礼》、《逸周书》、《墨子》、上博简《容成氏》、《吕氏春秋》、《尔雅》等文献中的九州叙事,是一个由繁入简的传承过程。不同版本之间,九州空间界分略有不同,表明在东周应该已经有诸多传承脉络。但是各先秦版本中,禹迹空间基本轮廓与规模差别不大,只是内容越来越简洁和程式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尚书·禹贡》是传世和出土涉及九州的先秦文献中最早的一个版本,在《墨子》、《容成氏》出现之前已经成型。
       其次,《禹贡》建构的晋南中心格局与我们从考古角度所了解的商周政治空间结构有显著的不同。《禹贡》将黄河中下游河道三面环绕的冀州视为九州天下的核心区域,所有贡道最终通过黄河抵达冀州西南角的帝都。在传世文献中,这种以冀州为首的空间结构是与位于晋南盆地的唐和夏墟传说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左传·哀公六年》引当时流传的《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龙山时代之后相继兴起的洛阳、郑州、安阳、关中等政治中心,分别置于豫州、冀州东缘和雍州等外围地带。从考古学视角来看,晋南中心格局的前提是龙山时代的社会记忆。对周王朝的创建者来说,这种理念已经是一种过去的政治空间蓝图。然而,正是这份与传说时代夏墟相连的政治遗产,使周人得以重建殷墟时代已经人烟稀少的晋南社会。
       最后,《禹贡》地理知识与物质文化特征与龙山时代矿冶知识的拓展有关。《禹贡》对贡物的综合描述,反映的是一个具有多金属矿冶知识但青铜冶金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物产描述所涉及的多金属矿藏知识在欧亚冶金传统中具有整体性和久远的历史,并与畜牧一起出现于龙山时代的中国社会。《禹贡》对金属矿藏描述最详细的梁州是以岷山为中心的空间定义,与后代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视角颇有不同,但与聚落考古所见公元前三千纪岷山河谷聚落发展早于四川盆地的特征一致。自公元前四千纪的庙底沟时代起,川西高原就通过黄河、洮河、白龙江、岷江等河谷与黄河中上游高地社会存在往来(69)。对西城驿、宗日、火烧沟、磨沟等史前遗址的发掘显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到前二千纪中,岷山北麓、西麓河谷到河西走廊一带是高地龙山社会与草原畜牧人口汇交之处,,也是早期多金属冶炼最活跃的地区(70)。
       通过对比龙山和三代政治格局我们可以看到,龙山时代甘青、川西与晋南、陕北的往来规模与紧密程度都要超过三代社会。这里也是《禹贡》所记雍梁贡道的所在(图四)。《禹贡》以为河源在积石山(青海的阿尼玛卿山),雍州贡道从河源出发沿黄河上游北行“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经甘肃、宁夏、内蒙,穿山陕二省间,到达龙门西河,最后抵达黄河与渭水交会之处。贡物是球琳、织皮等。梁州贡道从西倾山(今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出发,沿白龙江(源出四川若尔盖县的郎木寺镇,古人称为桓水,认为源于西倾山)东南下穿越岷山,在四川广元入嘉陵江之后溯江北上,走陆路进入陕西宁强的汉水(沔水)上游,沿江东行,从汉中盆地走陆路翻越秦岭进入雍州的关中盆地,沿渭水东行,在潼关东渡冀州西界龙门西河到达晋南。贡物是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等(71)。作为雍、梁二州贡道源头的积石、西倾二山相距不远,都是龙山时代齐家文化遗址分布密集的区域。对西北雍州入贡美石的描述,也与高地龙山社会大量出现绿松石与河西墨玉的考古特征一致。这些地区后来从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范畴。对冶铁业高度发达的战国社会来说,人们对《禹贡》中从遥远的西倾山穿越岷山、汉中、渭水、黄河向晋南输入兽皮、铁、银与制作箭头用的砮石等物品的描述非常陌生。
       与《禹贡》地理观念来源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它的成因。本文认为公元前三千纪晚期长达数百年的气候异动,对大禹治水传说的形成有核心贡献。干旱与洪水叙事是各国神话故事中的常见题材,不需要对应真实的气候史事件。然而,虽然政见不同,先秦诸子都把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作为洪水灾变发生的具体时间范畴。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种共识只能来自当时共享的社会记忆,而非某个学派为支持其立场而发明的主张。
       雍梁贡道.jpeg
                                                                  图四 雍梁贡道示意图
      气候异常引起的持续干旱并间以数度逆转是发生大规模地质灾害的重要条件之一。频繁的灾变会导致传统宗教权威与政治秩序的崩坏,并催生新的宗教势力与政权。在这类因应环境异常出现的新兴宗教中,用仪式和献祭来祈求超自然力的介入是其宗教诉求的重要内容。如果从水利工程学诠释转向宗教学解读,以大禹为中心的宗教传统以及他平治洪水的传说,大概源自龙山社会对严重自然灾变的宗教回应。除山川祭祀等仪式性活动之外,在传统社会秩序崩坏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宗教网络还可能包括以应对危机为号召的社会动员。
       这种新兴传统以宗教仪式来控制自然之力,因此常在神迹彰显之处举行,例如瀑布激流、两河交汇、水流穿山之处等山川形胜。这些举行召唤仪式的地方都可以视为大禹曾经亲顾之所。晋南的壶口、禹门口、砥柱,洛阳盆地的洛汭、伊阙,淮河流域的涂山,岷江口的龙门山,甘青积石山等地都具备这种地貌结构,是山川祭祀的理想场景,后世传说也多与禹迹相连。例如,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于南美安地斯文明中。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带来的灾难性气候,打破传统宗教秩序并促生新兴宗教迅速传布。与殷周大致同时的查文宗教建筑群故意建在两河交汇处一个地质极不稳定的河谷,并在建筑群下模仿周围水系营造水道网络,形成宗教沟通与神圣山川的交迭(72)。为宗教建筑特别设计的扩音效果,显示声音在宗教体验中的重要作用(73)。
       在选址之外,表演性是这个宗教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古史辨》出版的同时,葛兰言从宗教人类学角度指出,《禹贡》可能是中国古代傩祭禹步表演时念唱的颂辞。巫祝用不同空间象征九州,边走边念,行步转折,通过象征性地巡游九州空间来召唤神力,使得山川、神性与身体技艺合为一体。后世以儒家为代表的王权九州政治传统和以道家禹步为代表的方术传统正是从这个史前萨满教的仪式发展分化而来(74)。傩祭禹步表演,可能接近这一史前宗教传统的早期形态。
       李零对《禹贡》空间叙事顺序的分析支持葛兰言的观察。李零指出《禹贡》以晋南盆地西侧的龙门西河为中心,采用横“8”字形双回环叙事顺序,把大禹治水的巡游路线分为两个圈,分别贯穿东方七州和西方高地二州(75)。这种在贡路辐辏格局之外的双回环空间安排更强调文本的表演性。《禹贡》作为宗教文本的传奇之处在于它对地理空间扼要而精确的描述,使传诵者能通过对局部区域的亲身体验,想象整个禹迹世界的秩序架构与治水事业的宏大规模。真实的山川知识细节和对常人空间认知规模的突破,唤起的是对大禹超自然力的敬畏。
       由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也是早期王权和三代政治传统的形成期,气候与社会巨变背景下形成与传播的宗教传统具有强大的政治潜力,导致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密不可分。夏禹传说中,治水赋予王权正当性,而治水所积累的地理知识成为营建新的政治秩序的前提。这种王权观念的形成,为政治实验提供蓝图,使得“声教讫于四海”成为建立早期国家的政治抱负。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时期,对宗教力量的主张与声索可能是夏启建国叙事中王权观念的重要来源。
       玛雅文明关于羽蛇之神魁札尔科亚特尔与圣城图拉的传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夏禹传说中早期城市、王权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联(76)。羽蛇的人、神、物多重化身,以羽蛇崇拜为中心的宗教网络,各处声称曾被羽蛇造访过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中自称是羽蛇子孙的领主,以及数百年来各政权不断重建羽蛇圣城图拉的努力,均与周人描绘禹建立夏朝的神话和各地声称禹都的情况相似。传说中的禹会可能源自该宗教网络以禹的名义举行的大规模聚集和仪式活动。所谓禹都,可以视为声称继承大禹宗教传统的龙山城邦。二里头祭祀区中的土丘,以及踩踏面层层堆叠的形遗迹,或为这类表演的场所。而在踩踏面之间埋葬的佩戴绿松石镶嵌铜牌和铜铃的死者,则可能是傩祭者与他们生前使用的道具。
       通观从公元前三千纪到前一千纪的政治格局与物质文化变化,以晋南为中心的龙山社会为《禹贡》天下观提供了想象与整合地理知识的框架。其核心内容包括以龙山时代新兴的以山川祭祀为核心的宗教网络、与早期王权观念伴生的政治空间理想,以及以多金属矿藏知识为前提的山川观念。这一套山川表述的系统性,显示《禹贡》九州空间观念的建构并非简单的知识拼凑,而可能是在一个宗教与政治理想指导之下,对具有相当规模的实地勘察所获得的地理知识进行的汇总与概括。
       这种知识的本质是控制,首先是在宗教意义上对超自然神力的左右,随后衍生出政治意义上对资源与山川的声索,两者紧密相连。所谓州域,是对文明空间的系统认知与基本界分,并非行政区划和郡县。以两河之间来描述和界定地理空间的做法,在西亚、南亚、中亚都曾普遍存在,与中央集权和领土国家没有必然关联。正如邵望平所指出,这种系统的认知与分野,为帝国的出现提供想象的蓝图。
       综上所述,《禹贡》是一份宗教篇章,也是一份对政治空间蓝图的系统表述。它阐述的是一种辐辏结构的王权理想——政治秩序应当如此,而并非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性描述。这种王者的知识一直在被传颂、书写、修改,即使晋南盆地的龙山都邑没落数百年,其晋南中心的空间格局仍在经典传统中保持持久的影响力。
       这些传说时代的宗教遗产给各地诸侯提供了表达与想象空间秩序的框架。在淮河流域,涂山北麓春秋锺离国君柏墓中仪式空间的布局与涂山南麓龙山时代禹会遗址所定义的神圣山川遥相呼应。柏墓封土与墓坑都使用五色土填埋,墓室之上覆盖玉璧形白土层,其下二十条用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的放射线迹象,以一定角度规律从中央向外辐射。再下面十八个五色土堆筑土丘(埒)象征天之九野与地之九州的总和(77)。土丘周围一千多个泥偶以及其下三四层土偶垒砌成的土偶墙共同表现出一个宏大的场景。这种墓葬布局对九州山川的表达、对五色土的反复使用,以及与荆涂二山的呼应,共同显示“禹会涂山”的传说可能为淮河流域贵族营造其仪式空间提供了脚本。
       前述证据显示,唐、夏墟、禹迹、九州等概念在《诗经》、《左传》等典籍形成之前已经是周文明的基石,并非魏国所独创。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对经典传统失去敬意的时代,但不是一个经典发生的时代。《墨子·兼爱》中用高度程式化的语言描述传说时代的事迹,表达作者对经典知识的把握,然后马上强调那都是古代圣王的办法,“吾今行兼矣”。上博简《容成氏》显示出同样的趋势。
       物质文化传承也支持龙山传统对三代文明的深远影响。《禹贡》结尾,为犒赏平治洪水的丰功伟业,帝赐禹玄圭,这是周代文献中叙述夏朝肇建的重要主题。玉圭在山川祭祀中的使用,在传世文献中时有提及。例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使用玉圭的其他场景也都涉及政治权威与宗教沟通——诸侯觐献玉圭、玉璋以表示对天子的敬意;诸侯在参加祭祀与盟誓仪式时,将祷辞写于玉圭上等等(78)。
       从考古学证据来看,龙山宗教传统中形成的山川祭祀仪式和玉制祭器是周人用玉制度的主要源泉。黑、白玉圭在陶寺都有发现。石峁遗址中大量使用墨玉和青玉玉器来定义神圣空间的做法,以及出土玉器的造型特点,包括牙璋、玉圭、玉钺等,都与周文明用玉传统相连。《周礼》六玉的玉器雏形在石峁集中出现,说明古代中国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传统在高地龙山传统中经历了一次重要整合。在晋都新田祭祀遗址的发现显示,当时山川祭祀仪使用的玉器包括细线阴刻鹰形图案的龙山玉圭,经过改制的龙山牙璋,以及大量新制的玉圭、石圭(79)。
       从龙山时代开始,玉牙璋在古代中国广为流传,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半岛、洛阳盆地、商洛走廊、湖南、四川,甚至远到南海之滨,分布范围超过三代早期青铜礼器的分布和政权疆域(80)。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这种龙山时代的遗产不仅在殷商政治势力无法控制的高地社会传承,而且安阳所发现使用牙璋族徽的玉工墓葬显示具有龙山、二里头琢玉技术传统的家族在殷墟服务于王朝的贵族经济(81)。这些匠人家族在被迁入周人的都邑之后,他们用世袭的琢玉技能服务于新王朝,这种知识与技艺的传承使得周代贵族可以了解到这些古玉的宗教内涵。
       二里头和殷商王朝之外,考古证据揭示龙山宗教传统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在高地记忆群体间的传承。在三星堆和金沙,良渚和龙山造型的玉器与商代铜尊、铜像、金制品、货贝、象牙等贵重物品一起被埋藏在朝向岷山的祭祀坑中。有的玉牙璋上用浮雕表现了紧握牙璋的跪立者和山丘近旁插着牙璋的山川祭祀场景。虽然时间上与龙山时代相差近千年,通过礼器的组合与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龙山和二里头宗教仪式在这些高地记忆群体中的传承。
       成都平原是岷江出岷山后漫流之处,地形与黄河从黄土高原进入晋南盆地的禹门口相似。岷江上游峡谷险峻,地质结构不稳定,滑坡堰塞河道后形成悬湖,水位会逐渐升高直到崩塌,使下游平原遭受洪水威胁。如果龙山时代出现因应气候剧变而兴起的宗教网络,川西高原河谷和成都平原之间应是举行山川祭祀的热点区域。《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这里举行的山川祭祀,“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璧沉。”这些地貌特征和祭祀方法都与前述传统相同。
       蜀人本地神话之外,汉晋以来四川亦流行禹会汶川的传说。传说地理中禹出生地的汶川、北川、青川三地都坐落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如果我们把这些大禹兴于西羌的说法理解为当地社会对高地龙山社会的宗教遗产有所传承,那么当地禹生石纽的传说与中原各地的禹迹叙事应是平行传承的文化传统。与前述羽蛇的传说一样,都是跨区域宗教网络的遗产。
      《禹贡》中对岷山河谷的地理描述,体现出对川西高原地貌的充分了解,这与二里头、商周时代形成的中原与高地政治对立格局有显著不同。而这些现象如果放在前述从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的高地轴线之上,就可以理解高地龙山社会与三星堆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与二里头和殷商并行的知识传统。这些地方共享的禹神话可能是周人与其他高地传统共同继承的龙山时代宗教遗产,在华夏边缘的高地社会中通过口述与仪式传承。随着关中盆地的沦陷和周王室的东迁,周原作为不同历史传统交汇中心的地位被打破,川西高原与中原的阻隔逐渐扩大,导致后代的中原社会难以理解这种曾经存在的联系——这个变故对于理解先秦典籍中地理知识的来源与传承十分重要。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6 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8-12-13 12:00 编辑

                                                                                  结论

       自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开始的龙山时代是早期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波澜壮阔的转折期。气候灾变、跨区域互动扩大、矿冶活动发端、王权都邑出现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伴随着以良渚、石家河为代表的传统宗教权威与政治秩序的崩坏,新兴的宗教网络以自然灾变为背景,融合不同来源的宗教仪式与物质文化,发展成具有统摄特征的宗教传统。它与早期中国青铜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相始终,并成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与宗教知识的一个重要源头。大禹治水的传说可能就是来自这个宗教传统。九州观念的存在与变迁为帝国空间政治传统的形成勾勒出蓝图,秦皇汉武巡狩封禅的范围与路线都追寻着大禹的行迹。同时,道教传统中的禹步仍然保持了“8”字形姿势,通过对禹迹九州象征性的巡游来召唤蕴藏在神话山川中的宗教力量。
       即使我们把“夏”理解为“古雅、文明”这些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某个政权或族群,周人之“夏”仍有相当明确的时空范畴。先秦文献对夏文明在空间、时间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描述深受龙山到二里头时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影响。考古所见晋南与洛阳盆地所经历的社会兴衰,为古典传统中我们所熟知的唐、夏故事提供了素材。关于这些地方的历史记忆靠对祖先之地的传说来承载,以丘、墟和山川形胜为坐标。关于这个时代的传说,成为先秦中国对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核心表述。宗教传统之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一些知识、造型、器物与技术陆续被纳入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包括由青铜编钟与石磬所组合而成的乐器配置、铜玉礼器、以货贝为标准的价值体系等。它们的雏形在陶寺等龙山都邑出现之后,历经千年的演变,通过二里头、郑州、殷墟的传承,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
       早期中国对历史叙事的政治性重建伴随着一个遗忘的过程。那些曾经广为流传的、龙山时代之前的政治与宗教传统,经过龙山时代前后的几度巨变,成为零散、扭曲甚至是消失的社会记忆。只有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之后,文献追述显示出社会记忆与聚落考古的逐渐契合。从西汉地理来看,陶寺、殷墟、雒邑分别位于河东、河内、河南三郡境内。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以冀州三河为框架描述早期中国历史空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的说法是一个基本准确的概括。
       同时,通过考古学建构的文化谱系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二里头、商、周政权只是龙山社会政治遗产的部分继承者,而且其知识来源和地缘政治又各不相同。自从二里头政权崛起于洛阳盆地时起,高地与中原社会就出现分裂与对峙的趋势,并随着商与高地诸方的持续冲突而扩大。到周代,对立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源出高地社会的周人,在其建国叙事中强调中原文明的传承,视其余高地部族为他者。
       然而,高地龙山政治遗产的其他继承者也有与中原并行的社会记忆与叙事传统。《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诏用“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来描述帝国的四至。如果把这个北方大夏,以及《史记·匈奴列传》中“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的说法理解为长城内外的农牧社会对高地龙山社会的政治遗产有所传承,那么司马迁的记述与我们通过考古观察到的周人与戎狄在“夏墟”之上展开的祖先政治是一致的。
       由于不同记忆群体和政治集团的存在,历史在各种叙述持续不断的竞争、协商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被反复书写。这些现象要求我们用一种更长的时间纵深来考察这些政治传统的渊源与变化。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史前与历史时代的分野,以及考古与文献间的区隔,把周人对传说时代的回溯,放在周人之前数千年间中国社会经历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之中,可以看到龙山时代政治和宗教遗产是三代文明社会记忆与经典发生的重要源泉。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6 23: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8-11-27 19:56 编辑

注释:
①Yoffee,Norman,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7.
②Wright,Henry T.,Early State Dynamics as Political Experiment.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2006,62(3):305-319.
③Chang,K.C.,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Hiebert,F.T.,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Harvard University,1994,p.177,Figure 10.8;Possehl,Gregory 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Altamira Press,2002,p.234,Figure 12.37;Kohl,Philip L.,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④Chernykh,Evgenii N.,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⑤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51页,图37,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⑥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⑦Wang,Y.,H.Cheng,R.L.Edwards,Y.He,X.Kong,Z.An,J.Wu,M.J.Kelly,C.A.Dykoski,X.Li,The Holocene Asian Monsoon:Links to Solar Changes and North Atlantic Climate.Science 2005,308:854-857.
⑧He Nu,The Longshan Period Site of Taosi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In Anne P.Underhill ed: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Wiley-Blackwell,2013,pp.255-277.
⑨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394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1)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12)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2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7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16)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8)博凯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利用的变化个案探究——山西省龙山时代晚期陶寺遗址的动物研究》,《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19)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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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6 23: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tangyzh 于 2018-11-28 08:12 编辑

李旻教授野心勃勃的鸿篇巨论,行文纵横捭阖,读来真是酣畅淋漓!李旻教授将石峁和陶寺为代表的遗址命名为“高地龙山社会”,将鬼方、戎狄、怀姓九宗为代表的族群命名为“高地贵族”。作为M120,我们显然对探究高地贵族与M120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在北亚互动圈与史前中国互动圈之间起到的纽带作用深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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